我们应当加息，我们也能够加息。不要讲复杂的道理，也不要什么复杂的公式复杂经常是为了混淆视听

　　朱伟一

　　通货膨胀像毒品，一旦有谁成瘾，戒起来很难。克制通货膨胀率的最有效办法是加息，但许多央行都不愿意加息。2011年5月，我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5.5%，我们采用的是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也不愿意加息。

　　早在2011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便提出，考虑所有政策工具抗通胀。很对，抗击通货膨胀是全方位的斗争，仅靠人民银行一家是不行的。比如，《证券市场周刊》的一篇文章就称“银监会两只手”：今年以来，银监会金融创新部下设的理财产品部一个仅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6名工作人员在前4个月审批新发了4万亿元的银行理财产品……仿佛是2009年高额放贷周期的重现。4万亿元的金额无疑会推高物价。过去人们常说，地方政府经常不能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但从银监会的做法看，现在是中央不听中央的了。

　　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创新，其结果都是提高货币流通量。这个朴素的道理大家懂。2010年11月，证监会严打农产品期市过度投机，各种交易保证金提高到10%以上，同时大幅提高日内回转交易成本。资本市场就是推高物价的一大祸首，所以连证监会这支轻易不出动的劲旅，也投身于抗击通货膨胀的斗争。

　　很可惜，我们抗击通货膨胀的劲头远没有我们搞金融创新产品的劲头足。金融创新产品的每一个环节都有高收入人才把关，严防死守名义上要发现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收费：人过留钱，雁过拔毛。金融行业从业人士收入高，这支队伍必须到资本市场“捕鱼捉蟹”很多人正在等米下锅。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监管机构也乐于顺水推舟：乘机扩编，适时提拔干部。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市场创新带来资本翻番，是势不可当的滚滚洪流。

　　发改委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队伍，在国内经济活动中久经考验，具有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在抗击通货膨胀的战斗中，发改委知难而上，勇敢地冲了上去，拿外资企业联合利华开刀，处以罚款，试图借此遏制涨价势头。但万万没有想到，只一个回合，发改委就败下阵来。联合利华被罚款之后，各方批评发改委之声不断，中外企业不退反进，争相涨价，而发改委只是坐视，听之任之。

　　打击通货膨胀固然需要综合治理，但首先是应当加息。金融创新产品越是猖獗，就越是应当提高利率。只要利率高，金融创新产品就成了无本之源资本市场兴风作浪，在很大程度靠的是廉价资本。打击通货膨胀，各方只能倚重人民银行。当初将人民银行的监管银行的职能分离出来，给了专门新设立的银行监督委员会，制度设计者也是用心良苦，力图让央行更加纯洁一些。其他监管机构可以与被监管对象合流，而央行则是最后一道防线，应当代表普通储户，其原则应当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我们应当加息，我们也能够加息。不要讲复杂的道理，也不要什么复杂的公式复杂经常是为了混淆视听。我们只需要认两个死理。

　　第一，通货膨胀率与利率之差就是转移财富，广大储户的财富被转移了，而且主要是穷人的财富被转移给了富人。通货膨胀率是5.5%，如果利率也是5.5%，那么即便没有能够遏制住通货膨胀，储户也可以少受损失或是不受损失。这个普通的道理大家都懂，不用学过经济学也懂。

　　第二，有些人担心，加息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在9%左右。不仅可以加息，而且应当加息，以免经济过热。现在不加息，更待何时？

　　2011年3月24日，易纲还表示：“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利率‘很舒服’，太高了会吸引热钱。”这里的因果关系就奇怪了，外汇管理局的存在就是为了制止热钱的涌入。如果热钱涌入，那是外汇管理局的工作没有做好，不应当成为不加息的理由。如果借通货膨胀来抵挡热钱的涌入，那么外汇管理局是舒服了，但广大百姓就苦了，他们的储蓄就不翼而飞。很多人说，中国小官的工作难，大官工作轻松，看来此话不假。

　　对于中国的通货膨胀，西方金融机构还有一种解释。澳新银行(ANZ)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经理撰文指出，如果食品价格上涨20%，2011年年内通货膨胀率可达5.8%，年底可达7.8%；如果食品价格年内上涨30%，则通货膨胀率可达到6.5%。我觉得这种分析只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却没有提到中国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产品。

　　如前所述，金融弄潮儿是喜欢低利率的，外国金融机构更是爱煞低利率。外国金融机构是看中我们数万亿外汇储备这一大块肥肉。我们一穷二白的时候，华尔街投资银行是不来的。相反，只要有钱，华尔街就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而低利率再加金融创新，就为他们提供了上下其手的机会。这里的因果关系，我们自己应当搞清楚。即便我们自己不清楚，那些外资银行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即便国内农产品紧缺，也不应当成为通货膨胀的理由。我们可以动用外汇，在国际市场上购入粮食。我们不是有很多外汇吗？以外汇购买粮食，也可以为中投公司减少一些投资的压力：以外汇在国际市场直接购买粮食，就可以少化钱、多办事，何必要舍近求远，到其他国家去搞什么充满变数和风险的所谓长期投资呢？

　　2011年3月，易纲预测，通货膨胀率2011年的高位可达到5%。2011年5月，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5.5%，超出易纲估计高位的5%。不知易纲先生今日有何感想？不知易纲先生可有雅兴，再预测一下2011年中国通货膨胀的走势？

　　我以为，5.5%的通货膨胀率还不足以让易纲和他的“兄弟们”痛下决心，不足以让他们壮士断臂。从历史上看，决策者总是希望通货膨胀自行退出。从历史上看，不到最紧要关头，谁都不愿意认真对待通货膨胀。可是当断不断，反受其害：抗击通货膨胀，迟加息不如早加息。1970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尽管只有一位数，却用了虎狼之药，以20%以上的利息才将其压下，美国债券市场也因此被压垮。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