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个体私营经济成为改造对象，到1978年底全国仅剩城镇个体劳动者15万个。

　　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始得恢复。2010年全国个体工商户3453万户，从业人员7097万人，规模以上民营企业近800万家，从业人员总数超过1亿。

　　“两相对比，这‘一收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福祉的影响完全不同，它充分表明了中共执掌经济能力的日臻成熟。”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对中新社记者如是说。

　　刘迎秋介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阶段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个体私营经济曾经有过比较好的发展。1951年，全国约有130多万工商户。以当时的上海市为例，其工业总产值中，私营企业产值占到了76%。1953年至1956年，中共选择赎买政策和公私合营的办法引导民族资本健康发展。

　　之后，历经20余年，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由640万人锐减到15万。此为“第二阶段”。

　　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重心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民营企业从此步入“U”型发展形态的第三阶段：快速上升。

　　1980年，从事个体工商业的人数增加到80.6万；30年后的2010年，全国私营企业800多万户，个体私营经济占全国GDP比重由1978年的0.9%上升到2010年的50%以上。

　　“民营经济走到今天的繁荣，主要促成因素有五。”刘迎秋指出，一是体制改革，二是法律法规的保障，三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四是广大人民群众希望通过诚实劳动尽快富裕起来的迫切要求。

　　其五，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中共坚持实事求是、不断解放思想、敢于冲破传统认识羁绊所产生的理论飞跃。实践证明，每一次理论飞跃都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政策支持及发展空间。

　　2002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六大，首次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六大报告不仅把私营企业主与中国其他社会阶层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且还明确指出其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背景下，7名新经济组织代表首次出现在中共党代会代表名单上。

　　2007年，在两个“毫不动摇”基础上，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有关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发展的理论新亮点——“两个平等”：“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在中共十七大代表名单上，新经济组织代表的人数已增加到20多人。当时，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共执政基础扩大的见证，体现了执政党的开明和睿智。”

　　资料显示，1987年中共首次在民营企业进行党建试点。到十七大召开时，已有大批民营企业设立了中共基层组织，组织总数超过了15万个，党员数量则接近1000万。

　　刘迎秋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创造。它说明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在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法律法规支持和中共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人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他强调，这样做，有助于避免个体私营经济固有的落后性、自发性和盲目性，有助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较快发展。

　　时间走到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搅乱了全球经济前进的步伐。当前，中国经济虽然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转变，但仍处于发展与转型的关键时期。成本上涨、资源紧缺、汇率变化、通胀压力等，都是民营经济面临的难题。2010年5月，中国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民间投资新36条，但至今一年多，有推进缓慢且落实被打折扣的质疑声音出现……

　　对此，刘迎秋认为，不管外部环境改善的程度怎样，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一定要清醒地看到，过去的几十年间长期维持的劳动者低工资时代已接近尾声，民营企业低成本扩张时代也已基本结束，企业要想实现更大发展，必须有新的更高的投入。“这就要求民企更加重视技术及其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有效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不仅如此，在行业进入方面，企业也要避免盲目性，切实做到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做出合理有效的选择。”

　　民企如何进一步获得平等竞争的环境，刘迎秋认为，在这方面，政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一定要注意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要努力从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高度进一步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显而易见，对于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也是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