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开周

　　不知道您注意过没有，夏衍先生的经典话剧《上海屋檐下》，其实是一部宣传计划生育的文艺作品。

　　您看，剧中总共5户人家，在旧上海同一幢小型石库门住宅租房居住，其中包括住灶披间的小学教师赵振宇夫妇，住亭子间的失业职员黄家楣夫妇，住前楼的暗娼施小宝，住阁楼的报贩李陵碑，以及虽然挂着二房东名号实际上也是房客的纱厂白领林志成一家。

　　咱们来分析一下这5户房客的家庭结构：

　　前楼的房客施小宝，已婚，没要孩子。

　　阁楼的房客李陵碑，已婚，曾经有过一个儿子，死了，没再要。

　　亭子间的房客黄家楣，只要了一个儿子，没有女儿（建国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好像硬给黄家楣塞了一个女儿）。

　　整幢石库门里，也只有租住灶披间的房客赵振宇夫妇生了二胎——他们头胎是个儿子，隔了8年之后，才敢生育一个女儿。

　　按照我们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一般只能要一个孩子，否则就属于超生，就要罚你的钱，停你的工作。尽管政策是如此严厉，超生的家庭还是不少，大城市里还好一些，在经济发展和思想观念都比较落后的乡村地面，计划生育搞了30年，迄今为止还是有大多数夫妇或明或暗地生下二胎三胎，不生儿子决不罢休，生了儿子还想再生闺女。可是您看《上海屋檐下》里这5户房客觉悟多高，两户人家没有孩子，两户人家只要一个孩子，只有一户生了二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比例只占20%。

　　有朋友说：净瞎扯，民国有计划生育吗？当然有，早在民国十五年，上海市政府和租界工部局就开始推行节育计划了，只不过那时候只提倡不强制，比较人性化罢了。

　　奇怪的是，那时候虽然没有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府的节育计划却颇见成效。有统计数据显示，1930年第一季度，在战争和瘟疫都还没爆发的时候，上海的生育率就已经开始低于死亡率0.6个百分点了，当时全市超过45%的育龄女性选择只生一个孩子或者不生孩子。而且不光上海，在广州、杭州、汉口以及当时的首都南京，都出现了类似现象。

　　这组数据刊登在国民政府主办的《统计月报》第3卷第3期，编辑给出的解释是，生育率下降主要不是因为政府提倡节育，而是受了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在闹“房荒”，房价涨幅远远超过收入，老百姓买房难，租房也难，为了不让下一代也跟着在七八平方米大小的小单间里租房住，受过新式教育的小职员小白领不得不选择节育。

　　民国时搞节育，手段很多。可以花大洋8角买一只子宫帽，也可以花大洋8分买一只安全套（当时小报上叫“如意袋”）。要是买这些嫌贵，请老中医配一种汤剂，生木耳加土茯苓，服用几次，终生不育（这是过去妓院里流行的方子）。还有疯狂的家伙到新式医院请大夫用X光照睾丸，据说这样能让睾丸失去造精功能。

　　照我看，这些都是多此一举。实践证明，房价就是最好的避孕药，只要你买不起房被丈母娘骂得跟孙子似的，买了之后每月还贷又累得跟孙子似的，即使你不采用任何安全措施，你也生不了孩子，因为房子让你焦虑，焦虑让你不育，你都不育了，还节什么育啊！

　　李开周，专栏作家，著有《千年楼市》、《食在宋朝》、《祖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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