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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业专家王丁棉“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的指责,让新国标再次成为焦点。
1986年乳品国标规定,蛋白质最低值每100克为2.95克,细菌总数为不超过50万个;2010年6月1日实施新国标,却降低为2.8克和200万个。
在2009年10月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蛋白质最低值每年5-9月标准为2.8克,其余时间为2.95克。但是正式发布时剔除了这一规定。
西部乳业协作会执行会长、新国标参与制定者魏荣禄透露,最初标准制定,作为乳业行业知名专家,他和王丁棉、骆承庠、顾佳升都未被邀请。魏荣禄一共参加了3次会议,“我第一次参加还是托熟人才进去旁听的”,随后魏荣禄、王丁棉、顾佳升三人能够正式参会,则是因为“卫生部长陈竺的指示”。
在乳品新国标制定上,魏荣禄等人所坚持的2.95克和50万细菌总数的标准,一度形成统一意见稿。但到2010年4月22日“新国标”正式网上公布时,彻底被推翻。
围绕“新国标”制定,各种利益不断左右其中。
6月25日,卫生部网站登出“专家解读《生乳》安全标准制定过程和有关指标”,新国标制定专家组组长王竹天说明了制定情况。其所谈内容正是1年前卫生部“标准问答”,以及其在《中国食品卫生杂志》上的撰文内容。
“新国标”制定争议
乳品新国标从一开始制定“由谁主导”就存在争议。后来卫生部提出,生乳标准以农业部意见为主
1986年“国标”与国际标准已有明显差距,2010年标准在其基础上又大幅降低。争议焦点集中在“生鲜乳”的蛋白质、菌落总数上。
“三聚氰胺事件”成为重新制定乳品新国标导火索。2008年12月,为落实《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以及《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中乳品安全标准体系,卫生部会同农业部、国家标准委、工信部、中国疾控中心、乳制品工业协会、奶业协会等单位组建了“完善乳品安全标准工作协调小组,负责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整合完善。具体起草任务,由卫生部监督局委托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承担。
卫生部2010年7月13日发布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问答”表明,同时也成立了由协调小组各部门推荐的近70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分别来自管理部门、专业技术机构、大专院校、行业协会以及乳品企业。专家组组长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王竹天担任。
据王竹天及其同事王君,在2010年4月在《中国食品卫生杂志》上撰文“中国首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披露,专家组采取分组讨论,分设乳品产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理化检测方法、微生物检测方法及乳品生产规范五个工作组,参与讨论人数超过600人。
乳品新国标从一开始制定“由谁主导”就存在争议,其中有不少部门和专家认为,标准制定者应为奶牛养殖归口单位农业部,而非对乳业并不熟悉的卫生部。后来卫生部提出,生乳标准以农业部意见为主,希望农业部每月单独例会讨论后反馈意见。
农业部乳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高级工程师张宗城曾说,与会专家普遍对奶业状况缺乏了解,迫于时间压力,最终工作只是对数千项指标的整理合并。
王竹天上述文章显示,专家组在对160余项现行和正在制订中的乳品相关标准进行分析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75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包括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测方法标准三大类,其中产品标准17项,生产规范2项,检测方法56项。2009年10月卫生部公示并征求各界意见。
2010年2月,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召开各分委员会会议,审查乳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经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66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新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于2010年3月26日由卫生部批准公布。
对于新国标,争议点集中在《生乳》标准上。
上海奶业协会副秘书长顾佳升表示,卫生部专家组讨论此标准所花费的时间在66个标准中是最长的。因为自始至终都有人认为“生乳”不是进入市场流通的产品,不需要建立国家标准,因而在具体内容和指标的讨论时反复不断、历经曲折。
奶业权威专家的不满
“会议讨论时,只讨论乳品安全不讨论营养,这很不正常”
卫生部称,协调小组先后召开3次全体会议。专家组和起草工作组先后召开工作会议20余次,充分听取专家、学者、企业和行业协会代表等各界意见。
但是这种说法让多位国内奶业重量级专家感觉不满。
魏荣禄表示,在标准草案起草阶段,作为国内乳业权威专家,王丁棉、骆承庠、顾佳升以及他自己都未被邀请参会讨论制定。魏荣禄是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骆承庠被冠以乳业泰斗,顾佳升是留学丹麦的乳业专家,王丁棉现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标准并非是真正的乳业专家制定的。
魏荣禄表示,首次参加新国标的讨论还是托熟人进入会场的,也是上述四人中第一个参加起草讨论会的。“2009年中期,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的闭门研讨会上,我找到草案起草人之一才让进去旁听。”
魏荣禄当时发现,参加会议的有六七十人,“一是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是外资企业代表;二是奶业‘生病’了,应该是医生(奶业专家)先为病人看设定哪些检查项,但是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化验员(疾控中心专家),他们来代替医生看病”。
“会议讨论时,只讨论乳品安全不讨论营养,这很不正常”,魏荣禄说。在会上他提出标准要营养和安全并重,大力倡导巴氏奶,反对“复原乳”,但很快遭到各方驳斥,不让发言。
魏荣禄说,“我第二次参加会议是2010年初,是陈竺部长指示让去参加的,我和王丁棉、顾佳升三个人参加了。”
上述三人参会归功于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乳品加工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全国乳与乳制品定标组”副组长曾寿瀛的“上书”。奶业专家缺席为新国标制定留下巨大专业隐患,这引发了曾寿瀛的担忧。他直接给卫生部部长陈竺写信呼吁增加奶业专家参会。随后陈竺作出指示。
在第二次会议上,魏荣禄等三人作为主要发言人说明为什么要坚持菌落总数50万个的标准的原因,因为细菌里面包含乳酸菌、酵母菌霉菌、致病菌等,细菌多了致病菌就会多,经过135度的超高温致病菌被杀死仍残留在牛奶里,仍然会有害的。
“我们三个人态度比较强硬,在专业、资历上比他们(疾控系统专家)专业,因此,在菌落总数上维持原有标准。”
形势向魏荣禄等人坚持的方向发展。也是在2010年初,魏荣禄参加第三次讨论会上,“根本没有人反对我们的意见,按照我们的意见,写了一个送审稿,坚持蛋白质2.95克和50万的细菌总数,送交卫生部”。
后来的结果让魏荣禄很失望,“送去了之后,国家公布的标准就变成这个情况(2.8克和200万),我们后来向卫生部了解情况,据说是各部委协调的结果。”
谁推动降低标准
“当乳品企业在‘重市场轻基地’的情况下仍迅速盈利时,我们没有思考过大量的劣质牛奶流通到哪里”
执行了25年的标准发生大倒退,这让外界大跌眼镜。
据《财经》杂志报道,作为生乳“新国标”后期的参与审稿者,曾寿瀛回忆,直至2009年8月底,在送交农业部与卫生部的审稿中,蛋白质含量都是2.95%。
然而,2009年10月20日,卫生部公布的乳品安全标准《生鲜乳》(征求意见稿)稿中,标准已经修改:每年5-9月蛋白质含量执行为2.8克/100克生鲜乳,其余时间为2.95克。
顾佳升当时撰文评论说:当我们为我国奶牛的平均单产从3000kg提高到4000kg而大声欢呼时,我们并没有搞清楚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从2.95%下降到了2.80%的真实原因;当乳品企业在“重市场轻基地”的情况下仍迅速盈利时,我们没有思考过大量的劣质牛奶流通到哪里;自诩采纳了“国际标
准”而推出“禁鲜令”时,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做法恰恰违背了国际惯例;当我们为我国跻身当今全球乳品市场最大增长区域而感到自豪时,我们也没有深入研究丧失对“复原奶”(本质上是热处理强度)的有效监管,对中国消费者和奶农究竟意味着什么。
尽管遭到众多专家的极力反对,生鲜乳蛋白质、菌落总数等生鲜乳指标仍定格在2.8克和50万个。
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巡视员、奶业管理办公室主任王俊勋曾表示,2008年10月,卫生部首次与农业部讨论的就是原奶收购标准。起草之初,卫生部曾希望提高原奶收购标准,但农业部认为在现有时机提高原奶收购标准并不合适。
新国标虽然执行,但是围绕它的争论仍然不绝。
为此,2010年7月13日,卫生部在“乳品安全国家标准问答”中回应,在专家组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设置蛋白质指标为大于等于2.80g/100g。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符合我国生乳生产实际,二是符合奶牛泌乳规律,在奶牛不同泌乳期蛋白质含量不同,高峰期蛋白质含量比中后期低;三是尊重客观事实,从健康奶畜乳房中挤出的、蛋白质含量低于2.95g/100g的常乳是客观存在的。
卫生部引述农业部数据称,2007年和2008年夏季,北方一些省份生乳蛋白质含量低于2.95克/100克的比例分别达75%和90%;某乳品企业6月份西北、中南、东北等三个区收购生乳蛋白质含量低于2.95克/100克的比例分别达75.8%、33.8%和24.9%。
而对于菌落总数指标倒退,卫生部称,我国奶牛小规模散养比例较高,100头以上规模养殖比例仅为23.1%,5头以下比例为32.4%,这种小规模养殖的现状短期内难以改变。养殖水平低造成生鲜乳菌落总数相对较高。
但对于标准降低,魏荣禄很忧心,“台湾地区能喝上蛋白质3.0克、20万细菌数的牛奶,为什么要喝含有200万细菌的牛奶”,“这样做是自毁长城”。
魏准备发表“求真务实、正视矛盾、促进我国奶业的发展”的文章,但是被朋友们劝住,“明年就要80岁了,不要这么‘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