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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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7-04

　　王晓夏

　　“将人间变成地狱的原因，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经这样感慨过。尽管利比亚已是战火纷飞，满目疮痍，但想必卡扎菲上校内心深处并无愧疚，或许他认为他所作所为都是为利比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把反叛者扼杀在他们的贼窝，抗议者们都是不配活着的‘蟑螂’和‘老鼠’！”卡扎菲叫嚣着，挥动屠刀。他还下令通过大范围的强奸来恐吓“叛乱分子”，有人证实，利比亚政府为执行这一政策大批购买“伟哥”类药物。

　　上校的“美意”，让利比亚民众伤痕累累，也让国际社会怒火中烧。

　　在联合国的一再催促下，6月27日，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ICC)正式以“反人类罪”对卡扎菲发出国际逮捕令。

　　消息传出后，立即引来如潮的评论。有些看法是，国际法院的通缉多此一举，只能让利比亚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所有人都很清楚：虽然通缉令是逼迫卡扎菲去海牙面对正义的重要一步，但同样也将迫使他进一步紧握权力，困兽犹斗，以图自保。

　　对于通缉令，美国《大西洋月刊》以调侃的口吻质疑：通缉令最终只能沦落成卡扎菲国际旅游的一纸禁令。早在2009年法庭就给苏丹总统巴希尔签发过通缉令，提出“种族灭绝”等10项指控，但这位总统依然在位，并于7月1日前成功友好地访问了中国。

　　当人们担忧卡扎菲通缉令的短期负面影响，甚至因此批评国际刑事法庭时，来自柬埔寨的消息让人们冷静下来，重新思考和衡量卡扎菲的通缉令背后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6月28日，红色高棉4位老迈苍苍的前领导人再次出现在国际审判的被告席上，接受继2009年开始的第二轮审讯。

　　在1970年代，红色高棉领导人揣着将柬埔寨建设成“贫农天堂”的“美意”，将国家带入地狱。在“为了多数人的人权，而忽视少数人的人权”的信条下，红色高棉残暴地发动了一场“肉体灭绝”运动。在1975年到1978年不到3年间的时间里，人口不过八九百万的柬埔寨有将近170万人非正常死亡（官方公布数字为80万）。

　　制造这场人间惨剧的党魁波尔布特在临终前辩解道：“（我）只是要斗争，不是要杀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为了伸张正义，为了不让未来“清白良心”的后继者再次肆意妄为地拿起屠刀，国际法庭正在和红色高棉前领导人的生命赛跑，因为正义可以迟到，但不能沦丧。

　　或许对卡扎菲的通缉效力有限，但柬埔寨的迟到审判却在启示世人：正义和法律终究能追究任何自认为不受管束者的责任，在独裁者打算发动下一次屠杀时，必须顾忌一下为此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

　　1999年，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造访英国，由于他在位期间屠杀民众，包括西班牙籍公民，西班牙法院以“反人类罪”要求英国引渡。最终皮诺切特以老年痴呆、在精神上不适合受审为由才侥幸逃脱。

　　2001年，比利时方面曾经要求以色列引渡前国防部长沙龙，因为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中，他曾默许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民兵屠杀1500名巴勒斯坦难民。

　　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也对捍卫人权的国际力量忌惮三分。如果当年小布什总统不是担忧他的“反恐战争”遭遇人权官司，他也许会同意美国成为《罗马规约》的签署国。

　　国际法的鼻祖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中指出：即使不存在上帝，国际法也会存在。人类理性可以打破文化价值和习俗围墙，发现被遮蔽的自然法则。

　　正是人们对人权的最自然、最基本属性的认可，才极大地推动了世界人权大潮流的涌动。

　　（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