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民

　　近日，中国青年报刊发的一则关于中国物价高过美国的报道里提到，一位中国年轻学者在离美回国时，特意穿上崭新的行头：9.9美元的Crocs鞋，39.9美元的Levis牛仔裤，30美元的Tommy HilfigerT恤衫。而这些东西在国内的价格分别是499元、799元和799元。

　　报道还称：“国内一套3万元左右的阿玛尼西装，在这里只要500美元就可以买到；国内标价4.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在美国不到4000美元；一台国内50万元左右的宝马Z4标价只有21000美元。”在美国，不仅中国制造的产品远比国内售价便宜，即使是美国制造，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比如在加州一个机场商店买的美制风衣，价格不到北京赛特商场里同款风衣的五分之二。

　　这些现象，就是所谓的“中贵美贱”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叙述中的物品都是品牌物品，或称“身份物品”。更贴切的表述是：对于身份物品，存在显著的“中贵美贱”现象。

　　那么，原因呢？

　　流行的解释是，“商品在出厂之前没有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出厂之后”；“国内商品价格被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藏在商品里由消费者买单的额外交易成本”；“最大的交易成本就是税负”。

　　将“中贵美贱”归因为税负，固然直观，但恐怕过于轻易以至于轻率。税负，只能解释“中贵美贱”的一小部分，并且是不太重要的那一部分。

　　原因还是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身份”后果，是经济发展引致的大规模的社会“身份”重新界定的后果。逻辑如下：“身份”的重新界定，对应的是身份物品品类组合的爆炸性需求，当身份物品品类的增长赶不上需求的增长时，市场中现存的身份物品就获得了超额的溢价。这，就是“中贵美贱”的根子所在。“中贵美贱”是大规模的社会身份重新界定所引发的经济效应的一种。

　　从农村进到城里，从国营转入私企，从打工族变身创业者，从雇员发达成老板，从销售外勤升职为管理经理，从朝九晚五切换成居家兼职，等等，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的“身份”体系，个人“身份”正经历巨变和剧变，一个普通个体，十年之内换三份工是常态，这个大规模的身份的重新界定，形成了对身份界定物品的巨大需求甚至是渴求。经济愈成长、人群愈分化、生活方式愈分蘖，“身份”界定的需求也会愈加速，其成长速度就会远远超出市场可供应的能力。也就是说，身份物品的供应会出现短缺，而短缺创造租值、短缺催生溢价。并非市场中现存的身份物品充分满足了身份消费者们的需求，而是身份消费者们不得已的妥协赋予了这些身份物品超额的利润。

　　与“身份”相关的另一个范畴是“面子”，围绕“面子”的投资和竞争所引发的关联效应是“中贵美贱”溢价中的另一部分。

　　“面子”是什么？从经济学角度看，“面子”是有关“身份信号”显示、维持和传递的一系列投资。在关系型社会(中国)里，“身份”的价值很高，远高于规则型社会(美国)，这意思是说，在关系型社会里，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身份”的投资，会有更高的倾向以物质资产式的投资来显示身份。也就是说，对“面子”的投资，加强了身份信号物品消费的权重，推高了该物品在关系型社会中的需求，从而推高了价格。与此同时，也会有更多的造假和僭越行为。这个大量存在的造假和僭越，是造就品牌商品在中国比美国卖出更高价格、攫取更大租值的另一重要推手。

　　北京三里屯、上海襄阳路，都曾是盛极一时的假货市场。假货的存在，迫使真货需要投入更大的博弈成本，于是，更优地段的店铺(租金)、更趋昂贵的装潢(固定投资)成为商家理性的选择，这个超额的博弈费用是需要用更高的价格来消化的。

　　“僭越”，是利用“身份信号”物品伪装成另一个群体的行为，比如女学生坐头等舱，这是攫取“身份”租值的一种手段。关系型社会中的“僭越”行为，远比规则型社会中为多，“僭越”的盛行，不仅通过放大对身份物品的需求推高市场价格，并且使得商家可以有更宽的边际、更小的风险来进一步榨取原目标群体的消费者剩余，从而双重推高了价格。

　　综上所述，全社会大规模的身份重新界定的需求、个体对面子的重视和投资、商家对“造假”的博弈、“僭越”效应的存在，共同推高了身份物品的中美价差。品牌物品的“中贵美贱”，并不奇怪。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