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作时

　　财经作家

　　在中国“与人为善”的传统和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高就业的压力下，央行本周和今后一个时期在货币政策上的变化，很可能是股市上涨的巨大障碍，也是中国经济走向良性循环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为让读者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这其中的奥妙，我们举一个当年电视机市场大战的例子。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国内的彩电业群雄并起，长虹彩电是其中的老大，第二阵营有TCL、康佳、创维、海尔、海信等一批企业。在中国不长的企业经营史上，长虹在此期间发动了一次仅见的惨烈价格大战。当时长虹当家人叫倪润峰，没有当年他发起价格大战动机的文献，但相当大的可能是，他看到了当时整个彩电生产中产能过剩，彩电生产者不可能获得正常利润，而整个行业产能的形成中有一大批地方国企在竞争中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如果把这批产能淘汰出市场，彩电的供需恢复平衡，则行业有可能走向良性循环，因此倪润峰在上游与彩管厂签订了采购几乎全部彩管的协议，在下游大规模下调价格，试图一举挤出那一大批半死不活的企业。

　　倪润峰的算计不可谓不精到，实力不可谓不强大，但他发动此次商战的后果，当然也不可谓不严重。后来的事实是，倪润峰在上游的彩管垄断采购协议被当成了一张废纸，而在下游，他发动的价格战固然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不过他想挤出行业的对手，却几乎没有退出市场的。反而是他这个彩电业的霸主，因为这个恶狠狠的行动而受到包括彩电业第二阵营几乎所有同行的普遍指责。

　　当时长虹奄奄一息的对手很多，早期国有资本投入彩电生产的企业，几乎每个省份都有一家。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把这些品牌忘了，在上海有金星，在杭州有西湖，在内蒙古有黄河，在河南有美乐。这些地方电视机厂，就规模而言都是中小企业。就单纯的经济账而言，倪润峰肯定是能挤死它们的。但是这其中有一笔账，倪润峰是没有算计到的，那就是地方政府。首先，这些电视机厂都是地方政府的长子，政府不但有投资，而且有各种说不清的人脉，常常这些厂的投资是某任首长的政绩工程；其次，这些厂还关系着地方上一批实力人物的就业。因此挽救这些厂就成了地方政府的政治账。

　　一旦成了政治账，事情就变得非常说不清了，政府可以给这些企业上市名额让它们圈钱，可以给银行贷款，可以在地方内部搞兼并重组，甚至可以把生产线卖给别人。总之，倪润峰发动的价格大战，几乎没能使一条生产线退出市场，肯定是真的。

　　如果说当年的彩电大战是倪润峰试图通过一厂之力来清理门户，颇有些自不量力的话，那么十年之后，经济衰退要清理整个中国企业界的门户，则是世界潮流。因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或者说危机出现，本身就是对经济运行中过剩的生产能力进行调节的一种波动。在这种波动中，生存能力弱的企业退出市场，是对市场中供需关系的一种调整。这可以避免长期中市场过度处于买方，使企业没有能力来完成自身的技术能力提升。因此央行在这个过程中采取稳健的甚至是保守的货币政策，才是顺势而为之举。只有相当一部分生产能力退出市场，剩下来的企业才能活得好。也正是因为市场开始逐步地理解这种大的形势和央行的策略，所以市场在紧缩政策之后，已经开始了一轮上涨。

　　但是，这种明智的策略，必然会导致像倪润峰当年发动彩电大战时受到的指责和压力一样的结果。因为在惨烈的淘汰过程中，谁都不愿望被挤下车去。尤其是担地方经济发展和就业之责的地方政府，必然要为自身利益说话，经济学界也必然要有人为这种思潮的涌动代言。

　　也正是因此，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央行的紧缩策略能否坚持，将会是本轮股市上涨能否持续的关键要素。可以看得到的是，最近政界已经有相当一批要员开始讲话，要求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宽松，很有可能的是，央行会因为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这种表态而改变策略。如是，则当是中国经济走不出混沌状态的一个转折点。而股市的这一轮上涨，也可能因此彻底改变性质，成为又一次稀里糊涂的“反弹”。

　　所谓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也就成了空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