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胡家源/文 距离国务院要求公开“三公”费用的时限已经过去了一周，目前98个中央部门里除了科技部、中国工程院、国家文物局之外，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农业部等在内的绝大多数部门并未按要求行动。

　　不过，这些部门虽然都属响应慢半拍的主儿，对于“公开”这点事儿的态度却大有不同。

　　在5月初接到一位律师提交的要求公开“三公”26项数据的申请后，某部门的回复连用了三个“非常”来感性地“体谅”该律师忧国忧民的心切之情，尽管最后一句仍是人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官方辞令“会尽快给予回复”。也有部门则在回函中特别把公务用车情况拎出来，披露了该项“三公经费”治理和公布的进度和时间表。有些部门用最为直截了当的方法，很理性地告诉律师“这些事项不属于依申请公开的范畴，所以在回复中不予公开”。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表态背后，我们不妨来揣测一下部委们面对“三公”时的复杂心态。

　　第一种心态，没什么必要。想想看吧，有财政部把着各大中央机关年初花钱的入水口，审计署把着年底算账的出水口，再加上中纪委如影随形的明察暗访，政绩的需要也会迫使各部门心里盘算盘算“三公”到底价值几何。至于主动公开给普通大众，且不说内部调查的难度、统计数据的繁琐，仅是自己公布的数据与权威部门的结果不一样后所引发的麻烦和口水，就已让有些部门深恶痛绝，避之犹不及，如果不是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何必趟这个浑水呢？

　　第二种心态，不当出头鸟。等等看吧，三公经费这个东西，不管是多是少，先公布出来就是有挑刺的，后公布出来也是对比着找骂的。国家文物局公开数据显示“公务接待费”的预决算相差103万元，增加两倍多，因公出国费和公务公车费两项都下降了，但媒体和公众为什么就揪着“公务接待费预算增加”不放呢？这是先例吧。再说还有专门管钱的部门盯着看呢，公布少了，明年的预算就给你少来点，借驴下坡；公布多了呢，正好找到了口实借舆论给你压缩开支。横竖都是亏，不如不公布。

　　第三种心态，钱袋子难管。就说说这些负责“分钱”的部门吧，财政部也好，国家发改委也好，他们不先公布也有自己的苦衷，毕竟管家难当！要以身作则降低三公费用，至少要与中央部分部委机构的平均费用相当，不然其他部门会不服气，凭什么你管钱就给自己的部门大红包啊？但这个度不好把握，其他部门没有公布之前，谁也不知道对方真实的数据如何，情况有点类似于经济学里的经典博弈场景。只是这种场景发生在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身上，难免有些失体面的尴尬。

　　也许我们过于消极地看待公权力在面对公民权利时的表现，也过于阴暗地评价公权力内部的关系协调方式了，但如果公权力自身能多一些透明度，对公民的诉求能多一些耐心和平等，也许就不会在很多领域引发如此大规模的信任危机了。

　　事实上，“三公”费用公开虽是一块公民社会的试金石，但绝不仅仅只是满足公民知情权那么简单。前不久个税修正案将免税扣除额调高了500元，6000万人从此不用缴纳个税，预示着中国社会减税时代的到来，也预示着中国社会创造的GDP大盘子里，企业和个人将获得越来越多的份额，政府此前过度膨胀的分成比例将受到限制。

　　举例来说，仅个税一项，国家财政收入就将相应减少1600亿，从短期来看，政府部门的各种政府消费和开支也将势必需要相应压缩，“三公费用”仅仅是其中一项。公开三公费用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央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缓解民众不满情绪的一种政治智慧。

　　但从长期来看，“还富于民”是重新激发中国经济活力的一剂良药，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减轻了，民间投资与民间消费才会得到进一步释放。

　　换句话说，政府能获得的蛋糕，比例虽在缩小，绝对量却在不断扩张，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