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

　　鲁迅明明是反对吃人的社会制度，论者却指责鲁迅主张吃人，所以马加爵的杀人也要鲁迅负责；鲁迅明明反对李逵式的乱斫乱杀，反对刘邦式的“大丈夫当如是也”思想，而论者却指责鲁迅支持农民式的“革命”。

　　对于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我们往往重在观点的异同。社会运动者总要通过各种宣传活动来影响别人的观点，掌权者还要发动政治运动来改造别人的思想。其实，在整个社会潮流推动之下，思想观点的转变并不是难事，更难的还在于思维模式的转变。但如果思维模式不转变，那么即使有了新的观点，也难免会走到老路上来。

　　比如，上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时，把胡适说得一无是处，报纸刊物到处都是批胡文章，选辑的《胡适思想批判》文集就有八本之多，从哲学思想、政治主张、历史观点到文学方法等等。其实，他的怀疑主义、实证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都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而且，他所推动的历史学上的疑古学派和文学研究上的新红学派，虽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具有开创意义和革新作用，更不用说对于白话文的提倡了。现在，学术界对于胡适的看法基本上已经扭转过来了。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一片赞美之辞，连他在雷震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性，也说成是高风亮节、敢于斗争的表现。而他在1948年蒋介石“竞选总统”那场游戏中所扮演的为专制独裁者捧场的角色，则略而不提。这两种文章虽然观点截然相反，但同样都是从宣传需要出发，以偏概全，不能显示出人物的复杂性。

　　与胡适的遭遇恰恰相反的，是鲁迅。他被树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长期受到人们的追捧。为了把他塑造成一个圣人、完人，他的缺点也不能公开地论说。有一位研究鲁迅诗歌的作者，认为鲁迅的白话诗写得不好，但别人告诉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此点以不提为好，以免损害鲁迅的光辉形象。光辉的形象要靠删去缺点来维护，可见里面定有虚假的成分。而到了近二三十年，鲁迅的命运有了与胡适相反方向的逆转。有些人为了要表现自己的思想解放，总要在这里或那里拿鲁迅开涮一下。批评得最多的是“遵命文学”问题。既然鲁迅提倡“遵命文学”，可见他不是一个正直的作家。但“鲁迅提倡遵命文学”的说法，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导者所宣扬的，与鲁迅的原意恰恰相反。的确，鲁迅在谈到他五四时期所写的小说时，曾经说过：“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但显然是调侃之语，他倒是有很多反对“遵命文学”的论述，如说：“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的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而且还做过《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的讲演，对立的态度非常鲜明。

　　但是，那些反对主流意识的评论家们，却总是跳不出对方所设的圈套，观点虽然相反，而面对的都是被歪曲了的鲁迅。更有甚者，鲁迅明明是反对吃人的社会制度，论者却指责鲁迅主张吃人，所以马加爵的杀人也要鲁迅负责；鲁迅明明反对李逵式的乱斫乱杀，反对刘邦式的“大丈夫当如是也”思想，而论者却指责鲁迅支持农民式的“革命”。这就有点像“文化革命”中给人定罪的方法：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歪曲原意，然后根据被歪曲了的意思来定人以罪。

　　透过现象来看，虽然这些人的观点，与以前是截然相反的了，但思维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

　　但是，如果思维模式不彻底加以转变，在一定的气候下，观点是很容易重新变回来的。中国有很多事情之所以能够像翻烙饼一样翻来翻去者，即因此之故也。既然你加在别人身上的罪名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政治需要，那么只要政治需要一变，所谓“铁案”，当然也就轻而易举地翻过来了。

　　不但政治案件如此，文化领域中的事情也一样。我们既然已经看到“政治标准第一”的批评标准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为什么我们还要严守着这个批评标准，处处以此来划线呢？虽然所持的是不同的政治标准。

　　能不能彻底改变一下“政治标准第一”的思路，摆脱“政治需要”这个出发点，不要将学术文艺当作宣传某种政治观点的工具，而以事实为根据，从人文精神出发来评价文化思想上的人和事呢？比如，用真、善、美的标准去衡量文艺作品的价值，用历史的真实性和见解的深刻性去看待历史著作，以有无民主思想和独立精神去评价文化人。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