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新民网评】离国务院规定的时限已过去半个月有余，但近7成需要公布“三公经费”的中央部门至今仍未晒出“账单”，引来各界质疑之声。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舒可心18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对于这些部门来说，“三公账单”应该是“今天要求公布，明天就能拿出来”，他们之所以“躲闪”，最大的可能就是畏惧将“难言之隐”暴露在阳光之下。

　　从无到有，中央部门晒三公，具有不可小觑的制度破冰意义。遗憾的是，就目前而言，晒三公越来越具娱乐化色彩，谁先晒、谁后晒，乃至于谁是最后一个晒？谁晒得粗，谁晒得细？谁的三公经费锐减，谁的三公经费不降反升？谁的三公经费最多，谁的三公经费最少……原来很严肃的晒三公，已经演变为全民大猜谜，充满着“八卦”意味。

　　“乱花渐欲迷人眼”，“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何出现这种虽热闹却混乱的态势？中央部门首次集体晒三公，经验不足，动力不大，应该是一大原因。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缺乏制度性规范，没有形成严格而缜密的制度诉求，简言之，尚没有明确而细致的硬性制约，因此，该给晒三公立立规矩了。规矩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其一，公布时间。根据惯例，每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中央财政决算，批准后中央部门就应该立马公布，不得延宕。其实，此前媒体已经披露，经财政部汇总，2011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94.28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19.9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59.19亿元，公务接待费15.19亿元。没有中央各部门的三公经费统计，也就不可能有三公总经费94.28亿元，换言之，中央各部门的三公经费早已统计好，只是一直拖着不公布而已。“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如果有硬性规定，必须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后立即公布，怎会有早有迟？

　　其二，详细程度。不同的部门公布粗细不一样，有的荦荦大端，有的颇细，细到人均、细到每个车辆。晒三公，没有最详细，只有更详细，为此就需要设定一个底线，即必须细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财政预算体系分为“类”、“款”、“项”、“目”四个级别，不少部门晒三公只到达款的地步，而没有达到项的程度，更不要说目了。而国务院要求，重点支出公开细化到“项”，其余非重点支出公开细化到“类”。其实，像我们香港地区，一顿饭几个人，买个灯泡、买个座椅多少钱，都得详细列出，既然香港能做得如此细，中央部门何必甘心落后？

　　其三，压缩程度。晒三公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详细晒三公，民众才能更好地实现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等权利。从温家宝到公众，要求的是三公经费的压缩，而不是一晒了之，而我们看到不少部门的三公经费不降反升，相关部门的借口是“工作需要”，难道一句“工作需要”就能自证合理性？是不是工作需要，谁说了算，一般来说当然是部门说了算，但是不能你说了工作需要，公众就信以为真，若要公众信服，就详细地阐述何为工作需要，就得用事实用细节说话，由此便引申出另一个话题，如何确定三公经费？

　　其四，如何确定三公经费？一般来说，三公经费需要多少，完全是部门说了算；是增是减，靠的是部门自觉。实际上，这种封闭性且带有道德自觉的自我确定，弊端很大，因为公众没有真正参与。在制定三公预算时，不妨让公众介入，起码让人大代表参与其中，条分缕析地予以推敲，细致入微地予以求证。最关键的是，确定之后还应在网站上具体而微地晒出来，如果公众觉得有铺张浪费之嫌，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压缩。

　　其五，惩罚措施。该晒不晒，老是拖延，怎么办？该晒到目，却晒到项，怎么办？晒得不真实，弄虚作假，怎么办？再抑或，该压缩不压缩，怎么办……如果不配备必需的惩戒措施，相关部门就会把中央政令当做耳旁风，就会出现“中央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尴尬局面。事实上，一些部门故意拖着不晒三公，正是因为风险太小、成本太低，反正早晒晚晒一个样，晒粗晒细一个样，即便最后一个晒，也没什么。

　　“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是强调。惟有不断强化制度约束，给晒三公立个有约束性的规矩，晒三公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积极意义，最终走向民主财政、透明财政。(新民网特约评论员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