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姚海鹰 彭岩锋 发自济南

　　“我们这个城中村，总共才千亩耕地，原来都是成片的葡萄园，现在全都废了。”

　　7月16日，杜宪华站在已长满野草的葡萄园里，指着近在咫尺的繁忙工地，显得既气愤又无奈。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杜所在的井家沟村，隶属于济南市市中区七贤街道办事处管辖，位于济南市二环路以内，是名副其实的济南市中心城区地带。从2009年开始，已正式通车的京沪高铁联络线恰好通过此地。之前，村中300余户村民的房屋为此拆迁，却未获得应有的2亿多元补偿款。而且，与此同时令村民们感到恐慌和不解的是：关系到几千村民生计的约1000亩葡萄园也被强行征用，作为“高铁安置房”建设用地。这相当于，村民既未获得按政策应得的国家高铁拆迁补偿款，还要因此失去赖以生计的葡萄园一级耕地。

　　起初，人们把矛头指向街道办事处和井家沟村委会，指责当地政府为一己私利出卖村民公共利益。为掩盖事实，继续捞取不法利益，在2个月前的2011年5月，井家沟村还发生了操纵村民选举的事件。

　　“道理很简单，如果让新的村委班子上任，前面的事情就会暴露”，知情者说。

　　而据时代周报记者查证，上述只是冰山一角。除已被开辟的300多亩，其中80亩在无任何土地、规划等手续情况下正用于“高铁还建房”建设外，千亩葡萄园中的所剩大部分也将被用作商业开发。而幕后推动者，正是京沪高铁山东段的投资方—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山东高速)。

　　知情者评述，山东高铁的如意算盘是，既不用如数支付高铁拆迁补偿款，又可借“高铁还建房”之名豪取村民的耕地储备商业开发，可谓一举两得。

　　高铁拆迁补偿相差四倍

　　京沪高铁有2.06公里联络线经过济南市市中区井家沟村，“高铁经济”还未给人们带来任何实惠，但“高铁拆迁补偿”标准问题却已让当地城中村村民揪心了两年多时间。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因高铁建设需要，2008年底，拆迁工作就陆续在井家沟村展开。“只不过当时还局限村外围的一些厂房，”当地村民韩树林告诉记者，“当时给厂房的拆迁补偿标准是900元-1000元/平方米。我们当时猜房屋的补偿肯定会高于这个标准”。当时大部分村民对房屋拆迁早有心理准备，且京沪铁路属国家重点项目，“我们内心肯定是支持高铁的建设，但是后来的补偿标准低得让我们难以接受。”

　　2009年2月底，村主任管廷良和村党支部书记张继东参加市中区有关部门举行的拆迁工作会议。会议共召开了4天之久，但是出台的补偿方案却令村民分外不满。拆迁共涉及328户村民，采取货币补偿和安置房补偿二者结合的方式，普通平房补偿为600元/平方米，砖混凝土结构的楼层建筑给予900元/平方米的补偿；村中还将划出一块面积80亩的土地建设还建房，安置标准为40平方米/人。只不过，村民却需以900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回购。

　　如此低的补偿标准令大部分村民无法满意，尤其在知晓邻村的补偿标准后，更让他们无法接受。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此次拆迁共涉及市中区4个村庄，而以井家沟村的补偿标准最低。韩树林向时代周报记者直言自己的愤慨，“山凹村、白马山村和我们村毗邻相连。为啥补偿标准相差这么大？”上述两村与井家沟村同属济南市二环路以内，区位条件相似，而他们的补偿标准却逾4200元/平方米，并且若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拆迁可得到额外的15%的经济奖励。“相邻的村庄，有的房屋甚至是一墙之隔，补偿标准却相差4倍。这让我们感觉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2009年3月，村民们便开始向市中区京沪高铁建设协调小组(下称协调小组)反映意见，表示希望如邻村获得同样的货币补偿即可。据杜宪华回忆，当时市中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王戈给他的回复是：“我们也并不想帮你们建安置房，也只采取货币补偿的形式，但是你们村委要求盖。”7月15日，王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事却讳莫如深，欲言又止，“我现在不记得是否讲过这句话。”同时，他说道，“国家都有政策，应该按政策给予补偿。”

　　起初阶段，只有不过二十户的村民签署了补偿协议。大部分村民多次就补偿方案与相关部门进行交涉，迟迟未获有效解决。拆迁终于开始了。2010年5月20日，在管廷良和张继东的带领下，200多名不明身份的人员，2台挖掘机进入村庄，欲实施拆迁。在村民集体抵制下，对方并未得逞。

　　仅5天后，更大规模的拆迁行动开始。5月25日凌晨三时许，近3000人将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把村庄的路口全部封了，还拉了警戒线。”3号楼的20户村民被强制拆迁。拆迁人员野蛮地用铁棍撬门而入，把人从房屋中抬出来。“家具都被砸坏了，小孩儿都被吓哭了。大家都很害怕。”韩树林想起那天的情形仍然心有余悸，“其中，井传党和井秀美两人还遭到殴打。”

　　土地性质成补偿悬殊借口

　　第一次强拆在当天中午就全部完毕。3号楼留下满地疮痍。

　　此事过后，村委会进一步提高了补偿标准。村主任管廷良向村民许诺，增加10平方米/人的安置房面积，且回购的价格也从900元/平方米降至600元/平方米。

　　而在杜宪华看来，这是“威逼之后”的利诱，“这10平方米/人的补偿只是口头承诺，并没有写在协议之中。”

　　2010年的6月19日和6月22日，井家沟村民又遭遇了两次大规模拆迁。在经过3次强拆之后，328户房屋全部夷为平地。

　　尽管拆迁早已结束一年有余，杜宪华、李茂和、井传亭等8户村民仍然没有签署补偿协议。“没签署协议的，不仅得不到资金补偿，安置房也无份参与。”

　　但是在管廷良眼中，一直没有签署协议的村民，“应该是脑子进水”。他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就相邻村庄却为何补偿标准相差如此悬殊时如此表态：“邻村的土地属于国有土地，而井家沟村的土地为集体土地。因此，导致补偿标准不一。”他还告诉时代周报，“国有土地的补偿是没有安置的，集体处理的补偿是有安置的，每人40平方米/人。集体的补偿比国有的补偿得到的实惠要多。”

　　七贤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令平就此给出的解释与管廷良也别无二致。据王令平介绍，山凹村1989年就已经进行“农转非”，土地性质已经变更为国有土地。“井家沟的问题，是集体土地拆迁。楼房的是600元-900元/平方米，平房的补偿标准是450元-600元/平方米，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进行补偿。”他同时向记者表示，“这一标准是按照济南市的204号文和高铁的178号文，进行拆迁补偿的。”

　　而据山东省建设厅吴英副厅长介绍，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近年来城市规划区范围内集体土地房屋拆迁量日益增大，规范此类房屋拆迁已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但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此没有作出明确规定。2006年12月1日便开始实施的《山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57条明文规定，“因城市建设需要使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集体土地，应当依法办理土地征收手续，拆迁该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补偿安置标准应当和同一区位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相一致。”而王令平所述的济南市204号文，即济南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济南市统一征用土地暂行办法》，只不过它的公布时间是2003年4月28日。且记者并未在此文中查询到任何有关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补偿差异的具体条文。

　　协调小组成员、七贤街道办事处的城建部门工作人员程铭则对此表示说，虽然《山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此作了相关规定，但是“具体怎么办并没有细节”。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他甚至算起来了一笔“精明账”，“高铁项目并不是涉及一个村。如果一个村改，那么全部的都得改。本来资金就紧张，如果把集体土地参照国有土地进行补偿，要多出多少亿元？”他甚至指责制定此条例的工作人员“天天坐办公室，实际情况根本不允许”。并且如同王、管二人所述，如今的方案“(村民)既拿到钱，还可以得到房，真正得到了实惠”。

　　而所谓让村民得到实惠的安置房项目同样疑点重重，沦为他人敛财的工具。

　　高铁安置房五证全无

　　杜宪华对安置房项目充满诸多疑问。“2009年2月，拆迁补偿方案出台时，安置房的面积还仅为80亩。而不久之后，这一面积就已经扩展到千亩。”

　　7月15日，时代周报记者亲身探访了安置房的施工现场。20栋小高楼已经赫然立在了原本栽满葡萄的一级耕地上，且大部分楼房都已封顶。

　　在安置房项目的周边，原来本应茂盛的葡萄园现在一片荒凉，早已悉数被毁。一名不愿具名的老农对此十分寒心，“这是全村人的‘命根子’啊。现在成这样了……”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井家沟村人口约4000人，耕地不过千余亩，没有任何村办企业。葡萄园是整个村庄唯一产业。上世纪80年代末，井家沟村从日本引进一名为“巨丰”的优良品种，葡萄年产值将近千万余元，在济南周边城市拥有稳定市场，半数村民以葡萄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一旦失地，村民马上就将面临失业的窘境。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已经有300余亩的土地被当地村委会和山东高速以5.7万元/亩的补偿标准征用，作为安置房建设。而若仅是安置328户村民，原先的80亩土地就远远足矣。据施工现场的告示牌显示，开工日期为2010年12月27日；施工单位是东阿县联谊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筑面积为44852平方米，层数6层。而实际上，在建项目的建筑面积已经远超这一规模，管廷良给出的答案为“7万平方米”；另外，实际楼层也并非为6层，而是所谓“6+1”，上面再增建了一隔层。

　　据王令平向时代周报记者证实，京沪高铁山东段由山东高速投资建设，“为了建高铁，投资太大了。”记者获悉，京沪高铁山东段长达358公里。山东省政府以征地拆迁费用出资参与高铁建设，国有独资企业山东高速作为省政府出资人代表，承担高铁山东段的征地拆迁补偿费用、三电及地上地下管线迁改费、土地勘界费等费用的筹措、监管、支付，实际发生额经确认后作为股本金计价入股。京沪高铁山东段需拆迁约87万平方米，拆迁费用约需45亿元。

　　正因此，王令平毫不讳言：“当时想自己多盖点，村里头也投资一点。”如此，便能“也赚一点，弥补一下。”王如是说。

　　济南市市中区政协主席、京沪高铁建设协调小组指挥长高金同向记者坦承，目前300亩的耕地确实都是由山东高速所征用，除去原本用于村民安置房的80亩，剩余的都将用于其他建设开发。对具体开发内容以及当前所办土地规划等手续情况，高的说法是：“为了尽快建好安置房，很多事情要特事特办，现在还说不清楚。”

　　安置房项目不仅“暗度陈仓”，私自大幅度扩大了原先的建筑面积，并且尚未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任何相关手续。

　　时代周报记者就此向现场一名赵姓施工负责人询问，对方语焉不详，不肯正面回答，只表示“自己不清楚”。而管廷良则一口咬定已办“五证”等一切相关手续。

　　然而井沟村村委委员、负责土地整理工作的张坤透露，在300亩中，约有100亩已经纳入了建设用地规划，对其他情况则以“自己5月才当选村委，工作还没有完全交接”为由推诿。

　　但是，七贤街道办事处城建科协调井家沟高铁建设的负责人程铭在时代周报记者的追问下，则承认“先前的80亩土地是否获得批文都不清楚”，但是因为高铁项目需要“特事特办”。“如果批手续的话最少也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先把房子盖起来，手续后面慢慢去补。”

　　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得了一份《关于京沪高铁联络线涉及井家沟村征地拆迁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其中也确实要求市发改委、国土、规划、建委等相关部门要为井家沟村安置房建设搞好服务，特事特办，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高金同也向记者再次强调了所谓“特事特办”，同时也承认目前在建的安置房以及征地都没有手续。

　　被掩盖的安置房利益链

　　井家沟村的高铁安置房项目的地理位置极为优越，紧邻二环路，而临近楼盘的商品房价格已飙升至5000元/平方米左右。

　　知情者指出，正是打着“高铁还建房”的名义，在整个高铁项目征地补偿和建设还建房过程中，井家沟村委会与山东高速之间存在“关联利益”。

　　首先，双方可通过多卖“还建房”牟利。据村主任管廷良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20栋还建房的建筑面积为7万平方米，而实际上不足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就可将拆迁村民全部安置完毕，剩下的2万余平方米若作为商品房出售则可获得8000万元的额外收入。

　　更为重要的是，对已征用到手的300亩土地，除去80亩用于还建房建设，其余200多亩已成为山东高速的“囊中之物”。此外，还有另外数百亩已被“规划”的葡萄园土地，都将被逐步蚕食。

　　“在300多亩的征地过程中，村里面是积极配合。到现在为止，近千亩耕地已因‘高铁安置房’名义被巧取豪夺了”，一位村民说。

　　除此之外，在高铁占地补偿和葡萄园地被征用补偿方面，村委会负责人也是尽力“压价”。

　　记者了解，京沪高铁联络线建设途经井家沟村，主线征占井家沟土地156.96亩，征地补偿标准为11.2万元/亩，井家沟村共获得约1800万元补偿，其中780万元分发给村民，剩余的1000万元则成为村民猜测的焦点。

　　知情人士透露，实际上，村委将剩余的千万元巨款又再次用来安置房建设和征用千亩葡萄园。但是管廷良却否认村委会参与了安置房的投资。1亩葡萄园地加上其上附着的作物共作价5.7万元进行补偿。在山东高速和村委会抓紧时间强行征地的同时，村民们也在进行着最后的抗争。“现在已经征用的300亩葡萄园当中，仍有三户村民坚持不卖地。每天守着，时刻担心被人强行破坏。”徐树林向记者透露。

　　到今年5月举行村委会换届选举，很多村民在此时提出诉求，但七贤街道办事处和井家沟村委会负责人管廷良、张继东展开了各种“行动”，对村民的正常诉求进行打压。

　　今年3月底，多位村民找到杜宪华，推举其参加选举。杜是趵突泉啤酒的区域经销商，多次被评为优秀民营企业家，目前还担任市中区政协委员，在村民中德高望重。在村民的劝说下，杜宪华最终决定参选，“乡亲们看得起我，我不能辜负期望。”

　　而执意参选的杜宪华却遭到七贤街道办事处主任胡民安和书记刘贤江劝退：“不要让村民忽悠了。”

　　5月5日的候选人选举中，在总共3145张的选票中，杜宪华获得了2331票，比得票排名第三的管廷良的1851票足足高出480票，比张继东也高出704票。

　　5月6日，七贤街道办事处书记刘贤江通过杜的好友转告，“选举是很残酷的，什么都可能会发生，要有思想准备。”杜宪华并没在意。可在5月7日的最终选举中，杜宪华最终落选。管廷良和张继东则继续担任原职。

　　这次选举，管廷良和张继东采取各色手段操纵选举已成公开事实。10个候选人名单中，管、张二人的名字采用黑体二号字突出，其他潜在威胁对手则采用仿宋3号字；管、张还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高价收买选票。其他候选人在发现会场异常情况后，向街道办事处报告，但是在推诿和拖延中，选举结果已成事实。

　　对此，管廷良只向记者承认曾给每位村民发过1000元，“这是春节前就要发给大家的。”而据记者了解，管在4月23日至5月3日选举期间，共分六次向每位选民发放了1000元。

　　“在4月6日之后的一个月里，村委会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代理职责，资金应该冻结。管并无发放1000元的权力和资格”，知情者说。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这次换届中新当选的29岁的张坤，是管的亲外甥。张坤自2008年开始就在村中负责拆迁事宜，但一直无职位，月收入仅为500元，家中也无产业，但令村民惊诧的是，张却整天开着一辆价值90余万的雷克萨斯越野车招摇而过，牌照为鲁A36009，记者查询，该车登记在其父张延利名下。

　　对上述所指，管廷良向时代周报记者淡然地说：“高铁还建房与村里无关，手续违不违规是山东高速的事。我一个外姓人能做三届村主任，是上级和村民对我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