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兵

　　英国《世界新闻报》的电话窃听丑闻，近日愈演愈烈，不仅这家百年小报寿终正寝，报业大亨默多克的新闻王国岌岌可危，甚至卡梅伦首相的政治前途也备受冲击。为什么一份八卦小报竟会连累如此多的政经要人呢？

　　《世界新闻报》的丑闻主要缘于利益驱动。近年来西方报业因受网络媒体的冲击而每况愈下，唯有每周一期的《世界新闻报》能以近三百万份的发行量独领风骚，号称世界最畅销的英文报纸。这不仅靠它耸人听闻的新闻内容，更靠它不择手段的新闻搜集。但擅长打法律擦边球的《世界新闻报》，这次却踩过了西方式新闻自由的底线，终于自毁长城。

　　在西方法律中，《世界新闻报》这样的媒体一向受到新闻自由原则的强力佑护。新闻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在西方法律与政治传统中一直被奉若圭皋，几乎神圣不可侵犯。美国著名大法官卡多索称言论自由“几乎是其他各种自由的基础和必要条件”。现实中需要受法律保护的，当然不必是那些符合社会主旋律的观点，反而是那些低俗另类、招人反感的言论，更需要法律的保护。正如另一位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姆斯所指出的，法律保护的“不是那些与我们意见一致的人的思想自由，而是那些我们所憎恨的人的自由”。英国哲学家密尔是从理论上论证言论自由重要性的思想大师。他对言论自由有一段著名论断：“如果全人类除了一个人以外都抱有一种意见，而只有那一个人抱有相反的意见，那么全人类没有理由让那个人沉默，就像那个人如果有权力也不能让全人类沉默一样。 ”所以，尽管《世界新闻报》充斥了庸俗无聊、低级趣味的内容，它仍然受到法律的保护。

　　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也不是没有界限的。密尔就指出当自由的行使损害到他人的时候，国家权力可以强加限制。在实践中，新闻媒体不论是揭露政界黑幕，还是曝光名人秘闻，都有可能涉嫌侵犯他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多种权利。由此而引发的个人将媒体单位告上法庭的案件，在英美等国可谓数不胜数。如何平衡新闻自由和个人名誉、隐私等权利，一直是西方法律中饶有争议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1964年所判决的 “沙利文案”，是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件。在这个案件里，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警官因《纽约时报》抨击阿拉巴马州警察当局，以诽谤为名与《纽约时报》对簿公堂。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纽约时报》胜诉，认为新闻自由是要确保 “对于公共问题应当有不受限制、强劲有力和完全开放的辩论，而这种辩论完全可能带有对政府和公务官员的猛烈、刻薄和尖锐的批评”。法院认为，即使是与事实不符的言论和损害官员名誉的言论，也应受到法律保护。法律应当为新闻自由营造一片“呼吸的空间”。只有当媒体的侵权行为出于恶意，蓄意侵犯他人的名誉或隐私，受害的个人才可以追究媒体的法律责任。“沙利文案”的判决，可以说是西方国家法律保护新闻自由的典范。

　　然而，法律对新闻自由的保护，重点在于其内容。至于新闻媒体调查搜集新闻材料的活动，则必须跟其他个人、组织的行为一样，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世界新闻报》的丑闻，在于它跨越了新闻自由的底线。它的最终倒台，并不是因为报纸的内容损害了他人的权利，而在于它以非法的窃听方式，侵犯了上至王室成员、下至军人家属的隐私权。其行为不仅违反了新闻职业道德，而且严重侵犯了他人权利。这样的八卦小报，少一家也好。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