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欧盟记者 张兴慧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如果持续恶化的欧美债务危机得不到有效控制，世界很可能被拖入新一轮金融危机之中。意大利财政部部长朱利奥·特雷蒙蒂把欧洲债务危机比作“泰坦尼克号”事件：巨轮沉没时“即使头等舱的乘客也救不了自己”。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则将可能出现的美国债务违约说成是“金融灾难”。

　　在布鲁塞尔，欧盟成员国正为第二轮救助希腊和阻止危机扩散忙得焦头烂额。目前，希腊公共债务总额约为340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50%，为欧元区之首。预计到2013年，这一比例将接近170%。所以，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发放的第一轮1100亿欧元救助资金仍然不够，还需要第二轮救助，资金规模为1150亿欧元。

　　但眼下的难题是，人们对未来的担心已像传染病似的从希腊蔓延到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公共债务为1.9万亿欧元，是其GDP的120%，欧洲第一，世界第三，是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3国债务总和的3倍。而欧盟用来救助债务危机的“欧盟金融稳定基金”只有2500亿欧元。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一旦出事，欧盟拿什么钱去救？何况，市场普遍忧虑，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等欧元区“核心国家”也可能出事。

　　为了解决欧洲的问题，欧洲委员会主席范龙佩定于7月21日召集欧元区17国的首脑们开一次紧急会议。但会议还没开始，德国总理默克尔却先泼出了一瓢冷水。她于7月19日说：“开一次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当天给默克尔打了电话，认为欧洲“有效应对危机对世界经济非常重要”。

　　在华盛顿，美国的政客们正在为是否提高国债上限而大打口水仗。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截至5月16日，美国联邦政府欠债已达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如果国会不在8月2日前提高上限，美国将面临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

　　美国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的发行者，如果连美国都出现了债务违约，对世界经济的伤害可想而知。不久前走马上任的IMF总裁拉加德警告说，如果白宫和国会不能达成协议，那将对全球经济造成“真正的严重后果”。

　　美国公共债务设置上限是从1917年开始的，但提高上限也是经常的事。1960年以来，美国国会已经78次永久提高、临时延长或修改债务上限。奥巴马上任以来，国会已经3次提高债务上限，最近一次是在2010年12月12日，债务上限升至目前的14.29万亿美元。

　　欧洲和美国目前发生的债务危机表象五花八门，原因千差万别，但至少有两点却是相同的。首先是入不敷出、无限举债。在这一点上，欧美持有相同理念，过分相信扩张财政和金融衍生品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造成过度寅吃卯粮现象。其次是政治斗争导致政府决策缓慢。在欧盟，各成员国为了各自的国内政治利益而不团结。比如，德国选民不愿意用自己的“辛苦钱”帮助希腊和葡萄牙等国，默克尔在决策时就不得不顾及国内民意；而在美国，共和党和奥巴马代表的民主党为了明年的大选，都在利用债务上限问题向选民们兜售自己的政策主张。

　　美国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对于欧美来说，这句话仍有指导意义。它们应减少对金融和服务行业的过度依赖，扎扎实实增强本国其他行业的竞争力，生产出过硬产品，赚更多的钱，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

　　本报布鲁塞尔7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