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斌

　　你，平民子弟，凭借天资与勤奋，在北京读了大学，之后在当地民营或外资企业找了工作，但公司无法为你办户口。你节衣缩食加亲友总动员，凑够了远郊一套小户型的首付，结果限购了，外地人得有5年社保缴费证明才有资格买房。一些人做稳了房奴，你想做房奴而不得。这时，悲摧的你是否会有无力感，而起回乡的念头？

　　还是打消念头吧。两年前，一些与你同样境遇的人，刮过一阵“逃离北上广”的风。但日前媒体回访发现，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又纷纷回到了原来的城市，风向已转为“逃回北上广”。

　　设若你想考本地公务员，你不担心成为有背景者的陪练？2010年11月，福建屏南县财政局招聘，要求“国外学士学位、国际会计专业”，唯一合格者是时任宁德副市长之女。你遇上了就只能恨爹不成刚。

　　你想自己创业。求爷爷、告奶奶办下营业执照，你准备施展身手，可发现工商、税务、城管及八竿子才打得着的机构频繁登门帮衬你，无非是吃拿卡要，人为刀俎，你为鱼肉。

　　你对本地官员违法行径不满，上网发帖，你危险了。3年前，辽宁西丰县就敢“进京拘传”记者。有些地方连新华社、央视的记者都敢打、敢抓，你能比这些人还牛？2009年，王帅为失地农民发声，被河北灵宝市“跨省追捕”，你不怕就地拘捕？

　　本地官员要拆你房、收你地，怎么办？在广州、深圳，可以说不知血拆为何物，前段时间广州杨箕、猎德改造，一夜间造出了多少千万富翁。而在另一些地方，《物权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都无法阻挡推土机滚滚车轮。

　　……

　　观察者常从经济贫富角度看到“两个中国”：北上广高楼大厦之美轮美奂已胜过伦敦、纽约两条街，富裕的沿海像欧洲，贫困的内地像非洲。其实，在政治发展、制度发展的梯度上，也有“两个中国”：沿海对内地，城市对农村，一线城市对二三线城市和县城。相对于“第一个中国”，你在“第二个中国”碰到上述事件的概率会更高，意味着你面临更高的交易费用。可以说，唯有读懂了这“两个中国”，你才能读懂中国。

　　事实上，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或多或少都有，算不上特色。但政治发展、制度发展不平衡乃是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的基本国情。贫困，有经济上的贫困，也有政治上、制度上的贫困，后一种贫困，根源是权力缺乏制衡与约束、致使交易费用居高不下，更会加剧前一种贫困。

　　就“第二个中国”而言，权力既缺乏政治系统内的制衡，也缺乏来自外部的制衡。中国的一线城市，政治系统内的制衡同样发育迟缓，但有多股外部制衡力量。之一：市场经济壮大，创造了众多外企私企就业、自由职业机会，播撒了重信用、重契约、重规则的现代商业文明。之二：市场经济有强劲的信息需求，催生了媒体和网络的繁荣，塑造了一个不断扩张和深化的公共舆论和社会生活空间。之三：强大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涵养了大量有商业文明素养和公民素养的现代人。相对于一线城市，内地这些制衡力量基本阙如。

　　此外，在“第二个中国”，现代的制衡机制尚未发生，传统的制衡机制却早已烟消云散。传统的本土社会，有一批有知识涵养、有公共精神的士绅构成的本土精英阶层，能为民出头，有民望，是政治体系的外部制衡力量。可惜，现在的本土社会也失去了这样的传统制衡力量。

　　话说回来，“第二个中国”也不是停滞的。为约束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营造良好商业环境，内地有搞一站式办证大厅、缩减行政许可的，有搞重点企业挂牌保护的。

　　铁律是：人才和资源总是流向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更发达、治理更优、交易费用更低的地区。交易费用比例稍降，财富生产就可以倍增。由此，似可展望一种“地区竞争制度”：不仅是经济上的竞争，还有制度发展上的竞争，以推动本土治理的改善、交易费用的降低，最终消除这种“阶段性两个中国”现象。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