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海鸣

　　近日有好几篇报道称两三年前因房价过高而逃离 “北上广”的一些年轻人，现在又逃回来了。为什么回来？一位年轻人说：“小地方，要靠爹。”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发现，二三线城市和“北上广”相比，人际关系复杂，就业、升职往往要靠裙带关系才行，不是拼能力，而是“拼爹”。尽管有人对这些年轻人“逃回北上广”充满同情，称其为“悲壮的突围”、“无奈的漂泊”，但笔者认为，“逃回北上广”这种现象其实有着积极的意义。

　　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人口密、物价高(包括房价)、节奏快，年轻人压力大，工作生活很辛苦。而二三线城市生活成本低、工作生活节奏慢、压力小。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北上广”已经成为市场机制发育最健全、现代商业文明氛围最浓郁、各种现代化信息最发达的城市，职场竞争虽然激烈，但机会均等的程度远远高于二三线城市。这样的环境，给那些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空间。

　　在人生的起步阶段，是选择物质生活的安逸，还是选择精神上的独立？是看重眼前的得失，还是看重今后的机遇？这往往是价值观的分野，也是各人志向的舍取。怎样选择，决定了一个人的事业能干多大、路能走多远。

　　舆论经常对“蜗居”在“北上广”的年轻人抱以同情。其实，大可不必。 “蜗居”并非今日才有的现象，也并非住房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在福利分房的时代，在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住房同样紧张，几代人同居一室的现象不是个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刚毕业的大学生住集体宿舍属正常现象，男女青年结婚的时候能分到一个单间就像今日彩票中奖了。

　　一线城市房价高，一部分也是因为一线城市超强的吸引力造成的。一线城市有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能够为人们提供优于其他地方的“硬环境”，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商业氛围浓、就业机会多，也能够提供优于其他地方的“软环境”，因而形成了吸引人口聚集的“强磁场”，这种“强磁场”吸引人们快速向一线城市聚集。以上海为例，第六次人口普查与十年前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 增 加 551.21万 人 ， 增 长159.08%，平均每年增加55.12万人。一个城市聚集的人多了，就造成了巨大的刚性消费需求。刚性消费需求太旺，必然推动包括房价在内的多种物价飙升。在美、英、法、日等发达国家的特大城市，房价同样很高，40岁以前能够拥有自己住房的白领也并不多见。

　　舆论也经常为“90后”担忧，说他们是“垮掉的一代”。理由是这一代人大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在父母长辈的呵护中长大，没有经过艰苦环境的磨砺，缺少责任感、事业心和承受力。其实，对年轻人的磨砺有多种方式，每一代人有“苦其筋骨，劳其心志”的不同经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是一种磨砺；上世纪八十年代，莘莘学子出国留学，边读书边打工，那是一种磨砺；如今，面对高房价，重返“北上广”的“90后”宁可做 “快乐蚁族”，也绝不放弃在“北上广”的创业机会，这同样是一种磨砺。尽管物质条件艰苦、生活压力巨大，只要心中的梦想不灭，谋生、创业的能力就会一天天增强。

　　有句话说得好，“对于年轻人来说，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而要让自己成长得快、成长得好，找到最佳的成长环境至关重要。因此，应该为那些重返“北上广”的年轻人喝彩；当然，如果政府部门能够给予这一群体更多的关心，制定出更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为他们再营造一些适合创业、生活、再学习的外部条件，那就更好了。

　　(作者为上海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