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评论员 戴志勇

　　2011年7月23日，重庆发布“促进共同富裕”的十二个具体办法，将共同富裕提到空前高度。如扶持微企以创造就业、建4000万平米公租房，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农房“三权”抵押融资的规模和范围等，都有明确所指，如能一一落地，弱势群体短期获益当可预期。

　　社会财富在强弱阶层中急剧断裂已是既成事实。学者估算，中国当前基尼系数已超过0.5。瑞典等高税收高福利的北欧国家不用说，即便对二次分配非常警惕的美国，基尼系数也只在0.4左右。中国收入分配天悬地殊，堪称世界之最。早在1985年8月，邓小平就告诫，“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今天听来，这声音振聋发聩。

　　把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归咎于市场经济，是一种常见的错误归因。为什么在一些奉行自由市场的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也没有中国这么大？追问两极分化的祸源，就不得不追溯到中国作为转型国家这一“特殊国情”。

　　学者对此有扎实研究。在《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报告里，王小鲁推算出2008 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住户可支配收入高5.4 万亿。这5.4万亿，约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15%，俗称灰色与黑色收入。工农大众没什么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更不沾边。这笔藏在权贵阶层的壁橱里的巨款，主要围绕权力产生，极大地恶化了强弱群体之间的财富落差。

　　毋庸讳言，在三十多年改革过程中，始终有一条权力变现的潜流存在。通过对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强势支配，设置各种准入障碍来垄断重要行业，不受限的权力以此获得了巨额腐败租金，这才是中国贫富差距畸高的核心原因。权利缺失者，随之以物质贫乏，权力强大者，要积蓄财富则易如反掌，这已是社会共识，并成为很多人进退取舍的内在标准。

　　其实，不谈灰黑色收入，只看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收入比例，也能发现贫富日益悬殊的秘密所在。从1997年到2007 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46%，而且这几年继续下降，而政府与企业收入占比则一路上升。2011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万亿有余，继续保持近30%的增速。如此快速的财政增速，配之以极不相称的公共服务，使二次分配的矫正作用基本沦为空谈。

　　国强民弱，使追求共富不得不靠政府的自省与善心。但仅靠政府善心，显然并不足以实现共富。改革前，权力全面配置资源，无法形成灵敏的价格体系，中国人只好共同贫穷。现在虽然加入市场要素，权力改革却依然任重道远，国民财富分配还是得屈从于权力逻辑。主政者施仁政，则民众得实惠。运气不好时，遇上一个不靠谱的地方官，一方百姓就只能艰难度日。

　　政府也有利害计算，这本是常识。缺乏社会的异体监督，政府不可能做到利益完全中立。“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想走向共同富裕，初次分配要按市场规则，再分配则必须要由纳税人说了算。

　　所以对民众来说，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一定要告别对父爱主义的幻想。惟有权利明确无误，并有法律保障，农民土地才会真正值钱，市民才不会连房带地被“无偿收回”。

　　为达成可持续的良治，政府则要深化改革，让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共富是财富分配向正义原则的回归，更是社会经济权利的落地，是民众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由之扩展，非如此不能真正避免国民分裂为对立阶层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