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政府部门顶风作案的胆量究竟从何而来？或许，相关的执法监督实效是直接原因。

　　国家多次下令禁建别墅，但唐山丰南区“唐墅壹号”高档纯独栋别墅区，依然堂而皇之地扶摇直上，如此顶风作案堪称典型。

　　房地产开发领域，胆敢如此违规操作的，背后大多具有一些行政背景，而丰南区政府部门已不满足于传统的垂帘听政，干脆跑到前台自己办公司，直接操持起别墅开发业务。有了红顶商人的身份，一切不好办的事情便迎刃而解：先是未批先占，从村民手中圈占大片耕地；再是偷梁换柱，从其他部门想方设法取得建设许可；然后明目张胆，尚未取得预售许可证便公开销售。一个彻头彻尾的违法项目，就这样从征地、审批、建设到销售一路绿灯，让国家法令的权威荡然无存。

　　当地政府部门顶风作案的胆量究竟从何而来？其逐利本性缘何表现得如此肆无忌惮？或许，相关的执法监督实效是直接原因。那么多审批部门，原本都有严格的执法标准，对这个“工地旁边转一圈都能发现违规建别墅”的项目，一路大开绿灯，是出于对政府部门的庇护而选择性失明，还是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共同利益牵连？有必要彻查，且问责时切莫避重就轻，放掉那些可能存在的渎职与腐败暗疮。

　　除了执法实效，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违法成本太低。市场经济中，违法成本高低是影响人趋利动机的重要因素。当政府官员能利用公权谋取私利时，如果设定的违法成本过低，便极易激发其谋利之心，甚至膨胀不法谋利的欲望。所谓无利不起早，对一些地方政府而言，违建别墅也好，违建高尔夫球场也罢，之所以敢冒着对抗国家律令以下犯上的风险，本质上还是利益的欲望盖过了问责的担忧。

　　由此，权力必须始终与责任相连，在寻求对政府权力的监督约束中，必须时刻将问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官员头顶。但由于刚性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尤其是问责过于依赖舆论压力和上级意愿，即便出现类似违法开发的事情，有关部门也往往以“生米煮成熟饭”为由，将高高举起的问责戒尺轻轻放下，或是做做样子给公众一个所谓的交代而已。殊不知，这样的虚妄性问责，不仅无法纠治违法行政中的正义迷途，更在根基上伤害到行政系统自身的公信和权威。

　　自由型市场经济，向来排斥权力参与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因为权力所具有的强大资源会从根本上冲击其他主体的自由竞争；法治型的市场经济，更需保证行政权力不越位，退守到市场监管红线内，因为权力一旦有了私利，市场与法治的正义都将荡然无存。

　　相关报道见今天A20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