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祖禹

　　新闻集团罔顾法律禁区和道德底线，以扩大、满足公众知情权为借口，派出大量新闻侦探、“狗仔”队采集新闻。这些新闻耸人听闻、煽情蛊惑、吸引眼球。尽管他们也常常用社会责任感来包装自己，但实际上早就抛诸脑后。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丧失了最起码的新闻道德和职业操守的西方新闻观、西方的新闻自由观，真是虚伪到了极点。

　　但是在新闻观和新闻自由的问题上，西方却从来都是以教师爷自居，不断教训、指责别人，尤其是指责中国。

　　在我们内部，在新闻业内外，对于西方以其新闻观向我们的灌输，以及对我们新闻观的指责，也有着积极的呼应。去年网上传播一封致人大常委会的信中就攻击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对于这些西方新闻观应声虫的呼声和主张应该严肃对待。

　　默多克新闻集团曾经用尽力气想钻进中国新闻传播行业，然而他们碰壁了。但是他们没有死心，甚至取得了部分成功。1996年，凤凰卫视就吸收了他们的巨额入股。难道他们在中国市场会弃用窃听手段吗？今年第七期《中国记者》刊登了新闻集团大员、全球高级副总裁高群耀的一篇文章，提出在数字化的传媒生态环境中，在内容为王还是终端体验为王的办刊方针下，要以“优质内容还是优质注意力赢得市场”的问题。他刻意引述了默多克的一句话：“没有创新的内容，这些电子设备不过是昂贵的玩具”。窃听门丑闻的曝光，使人们顿悟，所谓创新就是窃听。文章还说，“优秀的新闻值得付费”。这才是真正的天机。

　　默多克的窃听门事件是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中十分难得的反面教材之一。它对于我们的教益在于，在我们新闻队伍内部切实地、大力地加强新闻自由和新闻的社会责任在原则上是一致的教育。人们将加深这样一个认识：从来就没有无限制的绝对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终将受到相关法律规范以及社会责任的制约。按照新闻集团窃听门制造者的新闻价值理念，他们的新闻只对老板负责，对支撑新闻集团的垄断资本集团负责，对代表这些集团利益的政党负责。而我们是向全社会公众负责，向人民群众负责。在新闻业内，运用各种方式、手段加强社会责任意识的教育，对于发展、振兴我国的新闻业，更好地培养、造就我们自己的新闻队伍，取得广大公众的信任，至为迫切。

　　(作者为中宣部政策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