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顾全球，有过从政经历且长期位居高位，能打通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有机会频繁拜会中国领导人的学者屈指可数；有深厚学术功底和战略思想、善于纵横捭阖，勤于著书立说又能提出独到观点的人，在同中国打交道的官员圈内并不多见。了解中国的商界、文化界人士有自己的关注，不刻意强调洞察时空的眼界和胸怀国家利益的站位。身兼“高级官员、信使和学者”多重身份，基辛格的确是一个拥有独特地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的《论中国》一书再次牵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为数众多的中国问题专家中，一部分人对中国的了解越多，越是反华。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为了解而更加理解，由于理解而渐有感情。基辛格显然不属于前一类。不过，诚如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序言中所说，他“终生都在从美国人的视角反思如何缔造和平”，可谓地道的美国国家利益捍卫者。加之精于制衡外交、忧患权力转移、注重意识形态，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或分析难免粘上“美国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痕迹。比如从两种世界秩序观的角度解读鸦片战争，从中苏领导人博弈的视角分析朝鲜战争等，就无法令中国读者信服。而为使自己的观点站得住脚，有时不惜引用未经证实的谈话记录，这无疑影响到观点的可信度。至于从几本畅销书中得出中国媒体和精英信奉“必胜主义观”这样一个结论，同样值得商榷。

　　基辛格对中国的看法首先在于理解中国的独特性，并以此为切入点阐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认识中国的人物与事件，把握中美交往的分寸和节奏。书中以“围棋与国际象棋”来对比中西方战略思维、军事理论的差异，颇为传神；不时流露出对毛泽东“隐喻式”谈话风格的欣赏，亦得益于能“进入中国人的思维”。而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认识中国和中美关系，正是当下很多美国政客、学者所欠缺的。

　　基辛格多能处变不惊、抓大放小，不因一时一事丧失对中美关系发展的信心；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内政看外交。在“中国威胁论”四起和“中国强势论”泛滥之际，基辛格指出，“美中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美国提高竞争力要靠自己，不应让中国代劳”。这些论断可谓切中拿中国发展说事的要害。

　　更难能可贵的，基辛格能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知识、调整视角、转变观念、思谋对策。《论中国》一书完稿时，基辛格已近88岁高龄，但“人老心不老”，思想之树长青。面对近年来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和中国外交的新变化，他不讳言也产生“某种困惑”。他读《中国不高兴》、《中国梦》，试图理解新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读中国官员的长篇文章，努力把握中国政府致力于推进中美关系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意志；他重读20世纪英德对抗的案例，希望为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寻求新框架。基辛格提出的中美“共同进化”新观念和共建“太平洋共同体”新思想，受到政界和学术界的关注。

　　基辛格参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也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加深对中国的理解。《论中国》最后写道：“如果美中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而不只是震动世界，那将是多么高的巅峰啊！”实际上，早在建交以前就在风雨中前行的中美关系，已经攀越了一个又一个高峰。攀越下一个高峰，是中美两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大趋势。要做到这一点，无疑需要中美两国与时俱进加深相互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