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政治化的更深一层隐忧是，政治生活的逻辑向媒体运作的逻辑靠拢。一个只读《世界新闻报》的读者，跟每天看《金融时报》的读者，他们对“时事”和“政治”的理解肯定不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传播学院教师 子衿

　　过去的这个7月，会被载入英国媒体历史。《世界新闻报》引发的窃听风暴持续升级，公众的兴趣也不断转移，从英国天空卫视(BskyB)的收购变局到默多克媒体帝国的危机，再到议会听证时邓文迪勇猛护夫的花边新闻，风暴眼最终定格于媒体与政治的关系。

　　窃听丑闻波及唐宁街十号，给英国首相卡梅伦出了个大难题——其内阁的前任公关主管卡尔森曾任《世界新闻报》主编。而且，就在接受这份任命前不久，他刚刚因为该报皇室窃听案发后辞职。卡尔森被逮捕后，有媒体将之称为卡梅伦执政以来遭遇的最大政治困境，卡梅伦立刻改口，从“我任命安迪是基于当时对他的了解，他是我的朋友，我相信他”，改为“对这一决定非常后悔、非常抱歉”。

　　《世界新闻报》可谓八卦报纸的代表，其声名狼藉的程度与其惊人的发行量颇成正比。但它又是政府机构公关顾问的“黄埔军校”。眼下对卡梅伦批评最为尖锐的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其现任媒体顾问也曾供职于《世界新闻报》。更有甚者，本应依法调查《世界新闻报》的伦敦警察局，竟于2009年聘请与一系列窃听行为有牵连的该报前执行主编尼尔·沃立斯担任公关顾问。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英国政客长期以来跟八卦报纸之间既相互利用又彼此厌憎的畸形关系。

　　在政治选举媒介化的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媒体。政客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报道的框架和基调。政客们需要“专业人士”替他们操控舆论导向，设计与选民沟通的方案，在面对政治危机时通过有效的公关策略变被动为主动，这也就是所谓公关主管(communication director)的职责。公关人才的重要来源之一恰恰是熟知游戏规则的八卦报纸。因此，卡梅伦不计“前科”任命卡尔森并不奇怪，他是否“了解”卡尔森在窃听事件中的角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场公关游戏中卡尔森是否能帮助他操纵公众、左右政局。

　　政客们需要媒体，正如媒体需要政客。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进军英国媒体以来，默多克利用手中报纸的影响力，不断和历届政府及议会进行着权力的博弈。

　　一方面，八卦小报动用各种手段挖掘名人隐私尤其性丑闻。历史上因为得罪了八卦小报而被“批倒批臭”的政客不在少数，比如因呼吁对小报加强管制而被爆性丑闻的保守党议员大卫·迈勒等。这就使得议员们在媒体管制问题上总是小心翼翼，三缄其口，谁也不愿成为八卦火力的下一个目标。另一方面，默多克深谙资本与权力的相互转换之道。他是唐宁街十号的常客，跟布莱尔以降的英国历届首相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即便当年他旗下的《太阳报》刊出布朗首相之子的医疗记录这种极端隐私的信息，也并不影响他的孩子们被邀至首相府参加派对。这一套对政客”恩威并施”的策略，使默多克不仅得以在自由市场的名义下，一次次规避各国政府对媒体所有权的限制，大举扩张，甚至屡屡逃脱法律的约束，改写媒体产业的游戏规则。

　　媒介政治化的更深一层隐忧是，政治生活的逻辑向媒体运作的逻辑靠拢。媒体选择和呈现的头版头条，变成公众心目中的“头等大事”，并进而影响政治议程。可别以为八卦小报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娱乐，一个只读《世界新闻报》的读者，跟每天看《金融时报》的读者，他们对“时事”和“政治”的理解肯定不同。

　　默多克帝国在商业上的成功，正在于对媒介高度商业化时代的掌控。新闻的公共性往往被其商品性所遮蔽——制造卖点，刺激欲望，追求好莱坞式的奇观效应自然比客观公正，条分缕析的调查性报道更能吸引眼球。从辛普森案到9·11袭击，从威廉王子大婚到“窃听门”丑闻，媒体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呈现给观众最跌宕的细节，最耸动的奇观。影像与修辞盖过内容与实质，再沉重再复杂的话题都可以被改编成一出好莱坞大片。善于制造媒体奇观的默多克，深知自己这一次成了被观看的对象，所以他接受议会质询时，硬要打断流程，加上一句事先设计好的“这是我一生中最卑微的一天”，期望这句话第二天出现在各报头条，为本场奇观定下基调。

　　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窃听丑闻仍在继续。然而，在政治与公众、资本与权力的周旋中，媒体集团的界限与职能如果未能得到清算，默多克最终一定有办法渡过危机，卡梅伦也会找到新的公关主管辅佐政治生涯。闹剧过后，一切不过恢复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