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海君

　　干完工程难讨薪水。在郑州市南裹头黄河滩区，多名来自信阳的施工者挖坑“活埋”自己，进行自虐式讨薪。(《东方今报》8月10日)

　　又见自虐式讨薪，除了让人平添几分心酸，还有对这种鲁莽维权方式的“怒其不争”。因为，维权是一个法律命题，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脱离了法治精神与法律意义的维权，很难达到目的。

　　对来自信阳的这些施工者而言，虽然项目经理联系不上，向所涉单位要钱，得到的答复是当初签订的合同和加盖的公章均涉嫌造假，但这并不意味着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被全部封死。此时，他们可以寻求警方的调查，也可以诉诸法律。

　　当然，“自虐”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活埋”的方式，吸引了游玩者的注意，也受到了媒体的关注。但是，问题要得到解决，仍然要回到法律这条轨道上来。

　　从根本上说，“自虐式”维权，更多缘于“不闹不解决”的思维。无数令人心酸的讨薪故事告诉我们，每当农民工采取静坐、上访、绝食、爬塔吊、跳楼等自虐方式，总能唤起公众的同情，进而形成一股舆论，倒逼政府职能部门重视，从而促成问题的解决。

　　此外，这种维权方式的形成，也与维权者法律意识淡漠、维权成本过高有关。多数讨薪农民工接受教育程度有限，对相关维权法律法规知识更是所知其少，不少时候，他们走进政府职能部门寻求帮助时，也会遇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困扰，使得维权无望。

　　如何让“理性维权”不再成为农民工享受不起的奢侈品，不再成为非理性维权的牺牲品？笔者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消除“不闹不解决”的维权模式，一方面，继续强化法制宣传；让更多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懂法知法；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应主动深入基层，尤其是法官不能简单地坐堂问案，政府职能部门需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管，确保农民工权益不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