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郭冬瑾

　　日前，贵阳市政府发布《贵阳市小客车号牌管理暂行规定》，效仿北京市购车“摇号”政策，成为继首都北京之后，全国第二个实行汽车限购政策的城市。

　　此消息一出，引发广泛争议，发改委更是向媒体明确表态“贵阳市此举不符合《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这规划管到2012年，现在还没过期呢，我们从来不主张实施限购”。

　　奇怪的是，同样的限购政策，同样的限购模式，北京汽车限购和贵阳汽车限购为什么让国家发改委持如此不同的态度呢？

　　其实，不难看出，虽然贵阳与北京出台汽车限购令的目的都是为了治理交通拥堵、改善交通状况，但是两者的合理性却存在很大差别。北京作为高度发达的大都市，交通系统基本完备，交通拥堵情况严重，多年来，政府在治理拥堵方面已经做出多种努力，但成效并不明显，汽车限购令的出台符合北京的发展现状，虽然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但确实是政府作出各种努力无效之后能够出台的最有效的措施。

　　然而，贵阳市近两年方始出现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在治理拥堵上所做出的努力相对不足，虽然因地质原因不能修建地下交通系统，但其在建设立体交通、次级交通道路方面表现得也并不积极，整个交通系统还不够完备和科学。可见，贵阳的限购令实际上是政府解决问题思维简单化的表现。而且，贵阳并非经济高度发达的大城市，限购将在很大程度上伤害城市汽车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

　　发改委对两城市汽车限购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不仅意在防止以限购来治堵的方法无限蔓延，从而影响到我国汽车业的发展，更旨在警示各地方政府应根据自身实际，努力寻求更合理、更有效的治堵方案，将治堵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盲目克隆。

　　汽车限购令颁布至今，对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生产915.60万辆，同比增长2%，同比增幅相比上一年下降46个百分点；汽车销售932.52万辆，同比增长3%，同比增幅相比上一年下降了45个百分点。如果限购令范围继续扩大，将会导致我国汽车行业发展大减速。

　　其实，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和交通的拥堵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各城市治理交通拥堵也没必要都从汽车下手，合理规划城市道路系统、城市专职分区，以及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等，都是治理拥堵的上乘思路。

　　对于汽车限购政策，我们更期待能够出现更有远见的治堵方案，但是就北京这样的超级大都市的交通现状来看，限购令是治理拥堵的必要手段。所以，限购令的出现必须有其特殊的实际意义方能彰显其合理性，如果一些经济仍欠发达、在治理交通拥堵问题上尚未作出足够努力的城市盲目效仿，应被及时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