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

　　如同之前公开征求意见时一样，婚姻法解释(三)一经公布就立即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其中有关不动产权属分割的规定，更是招致网络上诸如“公婆买房，儿媳没份儿”、“男人的离婚成本太低了”、“婚姻法司法解释未顾及农村现实”等质疑声音。(本报今日8版)

　　一部着眼于指导法官审判的司法解释，竟然能够引起如此大的社会震动，这可能是司法机关始料未及的。

　　从内容上看，司法解释(三)在财产权益归属的设定上，并无明显失当之处，相反还体现出了强烈的公平合理原则。例如，司法解释第一次明确了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对按揭房屋在婚后的增值，应考虑配偶一方参与还贷的实际情况，对其作出公平合理的补偿。这样的产权分割，完全是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公平法则之上，不袒护任何一方。

　　但质疑者期待的比这更高，他们希望司法解释能够照顾到弱者一方，能够体现对离婚过错方的不利安排，能够为现实中的婚姻松散开出“药方”。而这些都是一纸解释所难以承载的。于是，司法解释指导审判实践的“短见”就与民众关于未来婚姻家庭的“想象”发生了冲突，舆论所有关乎“为男人离婚扫清了障碍”的类似质疑，都根源于此。

　　是司法解释本身错了吗？还是民众的期待过高？在我看来都不尽然。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市场经济的急剧结构，传统婚姻家庭秩序面临解体，用以维系婚姻家庭关系的伦理规范失效，自由价值观念的增长让婚姻家庭纠纷和离婚诉讼日趋增加。对此，年轻人感受到了婚姻这座“爱情坟墓”的一丝自由气息，也为能随时逃离“围城”而感庆幸；但另一些人则心焦如焚，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爱情归爱情、财产归财产”的分离，是婚姻家庭社会功能的弱化。

　　在这种自由与传统的不同诉愿里，婚姻法律规则的发展更多地选择了前者。我国整个婚姻家庭法律规则正朝着从“家庭财产制”到“个人财产制”的方向发展。

　　这对已接受了“婚前财产公证”、“夫妻AA制”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合乎他们对未来婚姻家庭的想象。然而让传统主义人士感到担忧的，也正是上述婚姻家庭观。强世功教授就认为，爱情与财产非此即彼的选择仅仅是生活的极端例外状态，大多数婚姻介乎二者之间：爱情可能已消退，财产还不至于分割，婚姻并不因此解体。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家庭”才具有特别的意义。传统主义者更看重婚姻家庭的社会意义，结婚组建家庭不仅关乎个人幸福，更承担着塑造人格、培育文明、形成善良风俗等社会功能，现代法律制度应该侧重于维护婚姻家庭的这种功能。

　　在传统的婚姻家庭想象中，司法解释客观上起到家庭解体的推动作用，例如对房产的分割，已让无数父母担心因子女离婚而导致家庭财产流失，从一开始就为“婚房”的归属煞费苦心。原本父母们的愿望在于“小两口”婚姻美满，现在在规则的指引下他们不得不事先设计好“小两口”的财产份额，对财产的偏重影响到对婚姻家庭本身意义的追求。

　　法律的指引功能在于为人们的未来行为提供预期，司法解释自然也能对某个领域内的行为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从同样的司法解释中，不同价值取向的人读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婚姻家庭想象，自由主义者从中感到了财产分割的公平，符合其对自由而有个性的婚姻生活的追求；而传统主义者则认为司法解释让离婚越来越简单，是在摧毁我们的婚姻家庭秩序；在司法者那里，只不过是将复杂的婚姻家庭财产关系化约为自然人，以便更容易离析家产而已。真正的问题是：处在观念、制度、人身依附关系急剧变革的时代，什么样的婚姻家庭想象才符合我们的最终目的？婚姻法律规则又应当捍卫什么样的终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