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记者在产粮大省黑龙江、吉林等地调查发现，化肥的施用对近年来粮食增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让部分农民患上“化肥依赖症”。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化肥使用总量过高，化肥过量施用将带来土壤品质性质退化、粮食减产等后果，危及粮食安全，影响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今日本报10版)

　　古典经济学有句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话放在当下的中国来看，尤其显得重要而切迫———土地不能发家，劳动未必致富。如果说后者凸显的是收入分配亟待调整的格局，那么，土地上的迷思，则是三农问题的历史症结。土质退化、化肥依赖，看起来像是粮食安全的问题；然而实际上，在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四大要素中，土地数量或质量上的风险，都对应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沉重隐忧。

　　但见粮食笑，哪闻土地哭。化肥在中国农业中的高歌猛进，唱的无非是那么一段“要数量不要质量”的和弦。据吉林省统计局年报显示，1984年吉林省的化肥使用量(折纯)50万吨左右，而到2010年，化肥使用量已经达到了500万吨左右，增幅达10倍——— 与此对应的，是吉林省近30年来粮食产量从200亿斤跃升到500亿斤的阶段性水平。有数据显示，我国现在每年的化肥使用量是5400多万吨。2009年，中国每公顷土地的化肥使用量为341公斤，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化肥用得太多，迟早会引发连锁问题，而问题显然还不只在于土质领域：比如过量的氮磷大部分都流到水体中，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氨的排放造成大气污染，氧化亚氮的排放引起温室效应———化肥在打开粮食增产大门的那一刻，也打开了生态环境的“潘多拉盒子”。

　　如果将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环境成本与数字喜人的粮食产量相比，你很难说我们是占了多大的便宜。在靡废的生态成本面前，重复的也许不过是饮鸩止渴的故事而已。我们常说科技改变人类，但仍然有些东西是科技改变不了的，譬如规律。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不是化肥决定的，不是统计数字决定的，而是这片土地之上的生存发展规律决定的。

　　化肥催出高产的粮食，和带血的煤炭、要命的时速，本质还是一个意思。化肥是农民使用的，但“化肥依赖症”果真需要农民“吃药”吗？无独有偶，前几日有媒体报道了水产养殖业的“药物依赖症”，记者走访一些水产大省发现：从生产到流通各个环节，虽然“药残”检测合格率不断提高，但生产领域“兽药鱼用”和“人药鱼用”仍是暗流涌动……“化肥依赖”或者“药物依赖”，不过是殊途同归的急功近利之举。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生产者，虽有道德失范的嫌疑，但市场体制与公共管理的制衡之力呢？不妨问一下，如果大米不同等级有不同的价格，如果土地利用能纳入公共治理的范畴，“化肥用得越多越得利”的现状一定不可逆转吗？

　　日本古训云：“种植之前先做土，做土之前先育人”。土地退化是和人品降格一样可怕的事情，生化技术再发展，农业产品总归也是在能量守恒定律下玩的魔术。上个月的一则消息令人脸红：日本一家企业，在山东莱阳租地1500多亩，种地、养牛。对于在家门口种地的日本人，当地农民慢慢“失望”，因为日企不打农药，不用化肥，甚至地里长满草，他们觉得这是在糟蹋土地。“顺天收”的日本农企成了“化肥农业”眼中的一个笑话。

　　当土地遍布化肥，干净的土壤就和干净的水滴一样稀缺珍贵。科学技术的价值何在？生存秩序的边界何在？自然法则的敬畏何在？……“化肥依赖症”，不过是一个迟早要回应的警醒——— 而农民，仅仅是龙套，而非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