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朝

　　由广东省编办拟定的《关于加快推进综合政务服务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日前挂上官方网站，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据悉，广东此举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打造一个“离群众最近的政府”。到2013年，省、市、县三级行政审批事项总量分别再减少30%左右，全面建立管理规范的综合政务服务体系，逐步推行行政许可、审批“零收费”制度，为建设幸福广东提供优质政务服务环境和体制机制保障。(《南方日报》8月15日)

　　前不久，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此番致力打造优质政务服务环境无疑是加强社会建设的一着实棋。而行政许可、审批“零收费”更是一个令人无限感怀的幸福硬件。

　　行政许可和审批上的收费，在财政概念上叫行政性收费，从国家预算的角度过去称预算外收入，后来叫非税收入，但其实质就是政府的一种收费行为。它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初，其初衷意在弥补一些行政机关公用经费的不足。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受部门利益的驱使，行政性收费如脱缰野马般放纵不羁，它与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一道，其规模甚至超过了国家正常的预算收入。在利益驱使下，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依仗自己的势力范围，手执收据甚至白条收取费用，民众几乎办任何事都要交钱，企业社会成本被大大增加。毫无疑问，在“服务就是收费、管理就是要钱”的语境状态下，在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政府的收费行为成为我国社会进步的一大梗阻。

　　不能说有政府收费的存在就一定不幸福，但是，政府行政性收费的高速增长、广泛存在和无序分配，显现出一种社会病态：它削弱了国家财力，使许多正常的社会税收因为收费成本而抵消；它扰乱了国家“财纲”，使国家财政之外出现成千上万的“小财政”或“私财政”，打着各自的小算盘经营权力；它扭曲了政府的行政行为，利益驱动下的行政行为与行政目标往往南辕北辙；它搅乱市场秩序，推助腐败，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社会乱象。《福布斯》杂志曾在其发布的“全球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中把中国排在第二的位置，其实单纯就税收而言，我们的税负并不高，问题在于与税意义一致的“收费”形成了额外负担，又并没有发挥应有的财政绩效。

　　这些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在努力改善“费环境”，许多地方也“大刀阔斧”地停止收取一些类型的行政性收费，广州市甚至早年间就提出创建“无费城市”的目标。在我看来，政府的自我革命还需要更猛烈更彻底些，没有利益阴影的行政行为才能真正做到透明、廉洁、高效。

　　记得有过这样的一则报道，说的是我国一位企业家在澳大利亚开设了一家公司，开业那天，商贾云集，当地政府的工商、消防部门也派员前来，问主人是否需要帮助。当我们的企业家很为难地问他们是否收费，要收多少时，对方感到十分惊讶：你到我们这里办企业就是我们的纳税人，作为公务人员，我们对纳税人只有服务的责任，没有其他权利。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只有税收，才是国家的利益；只有缴税，才是公民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