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一剑

　　舆论对鄂尔多斯的关注有点奇怪：在整个国家都陷入“GDP崇拜”时候，鄂尔多斯经济10年增长17倍的发展速度，未能给这个城市赢得更多的掌声，反而引起了外界更多的质疑。以至于在关于这个城市的报道中，常常充斥的字眼是：经济狂飙，黑金之城，豪车，炫富，地下金融等等。美国的《时代周刊》亦在自己的文章中用鄂尔多斯“鬼城”作为样本，来表述快速经济崛起中的中国城市发展故事。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试图抛却观察暴富者时所习惯性带有的敌对态度，更多从理性考察一个城市发展所应该考察的一些基本元素出发，去观察这个城市。这些元素包括：资源禀赋（尤其是煤炭和水）、城市规划和建筑、人口、财富生态、政府行政行为等。在此基础上，去追问这个城市未来——只有了解了真相是什么，才能够知道未来在哪里。

　　还应该将当下的鄂尔多斯城放入一个更长远的历史背景下来审视。而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审视，因为中国北方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交汇处（所谓半耕半牧地区）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演进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很多王朝的国运转折都与这些地区的治理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些地区的兴衰记录总是影影绰绰的出现于国家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尽管在王朝的繁盛时期往往是这些地区被忽视的时期。

　　这一影响发生的逻辑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伴随着中国古代北方边境历史的始终，而这冲突和融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北方边境的生态环境，反过来，生态环境变迁又导致了文明变迁，其中亦包括对中央政权更迭的影响。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表明，北方边境如此严酷的生态环境并不是古即有之，也不是战争使然，而是农耕文明静态的生产方式对游牧文明动态的生产方式的挤压所造成的。战争固然会对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历史上对北方边境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中原文明为了抵御游牧文明的侵袭而采取的移民戍边和屯田制的措施。

　　游牧文明成为草原民族的主体文明是建立在与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和谐共处的情况之下的。农耕文明在定居点垦田植荒，以防御性的态势应对游牧文明的侵袭，而这种屯田实边的生产方式最终因为不适于草原生态而随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强弱、战和，数度兴废，始终无法确立在这一地区的稳定地位。

　　所以，对这一地区的兴衰而言，表面上取决于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其背后是地区开发中对两种文明的选择。

　　基于此，对于鄂尔多斯的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取决于这里修建了多少现代化的房子，而是对这里的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影响生态环境的根本因素也不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种了多少树，而是取决于城市化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了游牧文明的原则。唯有如此，方能避免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我国半耕半牧地区再次上演乍兴即废的历史瞬间，亦当为中央和地方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时所应秉持的基本敬畏和原则。

　　望为政者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