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立凡 北京报道

　　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时，总统奥巴马正在中西部关键的几个州开展“巴士之旅”。

　　奥巴马在地方政府议事厅大声疾呼：“我们国家现在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是我们的政治。”拜登则和风细雨地对中国媒体回忆1979年作为美国参议员首次访华见到邓小平的情景。他说：“那次旅程我见证了中国刚刚开始的变化，那是改革开放阶段和中国非凡转变的开始，也是美中关系新时代的开始。”

　　8月是美国国会传统的休假期，也是政治的休假期，但一场债务危机，不仅让国会，也让美国正副总统突然忙碌起来。不同的是，奥巴马忙的是国内政治，拜登忙的是国际政治。

　　这是一种明确的分工，也是奥巴马当初选择拜登的原因。华盛顿过于激烈的政党博弈，以及过早到来的大选氛围，令拜登的外交专长有了发挥空间。仅凭美国副总统长达5天的首次访华之旅，已经注定拜登要做比法定的、虚弱的“副总统”职位更多的事。

　　“非经济”使命

　　拜登访华，背后是美国债务违约危机和标普调降美国主权信用等级的大震荡未尽的余波。尽管最令人担心的事都还没有发生，但这两件事已足以扫尽奥巴马团队的颜面。

　　最有希望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选者罗姆尼的评价是：“奥巴马和他的那些学术的、政治的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振兴经济。”

　　控制力在下降，这不仅是美国国内民主党宿敌们的看法，也是敏感的外汇富裕国正在增长的疑虑。中国官方媒体就曾对美国政府的领导能力的问题发出过诘问。在普遍的怀疑目光中，拜登需要让中国领导人验证一下，民主党政府仍然可以控制局面——包括政治、减赤和债务。

　　这种验证，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说，是奥巴马政府证明自身没有提早成为“跛脚鸭”的需要，以此防止国际社会的目光从这个班子身上游移开来，寻找其他可能的人选；从商业关系的角度讲，也是债务人之于债权人的义务——即使这种义务仅仅是一种礼貌而没有实质意义，但是，奥巴马政府需要展示这种礼貌，以确保美债的外部环境。

　　而拜登作为美国政府的“耳目”，也需要更深入地接触中国领导人，包括未来将对美中关系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领导人。根据新华社报道，拜登访问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分别会见拜登。而习近平副主席作为邀请方，接触将更多。

　　在出行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拜登就表示：“希望深化与包括习副主席在内的中国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抵达中国后，拜登再次喊话：“我从远处前来……我有一个美好的希望，那就是我们的个人关系将继续成长。”

　　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托尼·布林肯和副新闻官达德利也证实，拜登将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建立关系。按照美国媒体的猜测，拜登访华期间将至少和习近平会晤五次。

　　拜登将是习近平副主席目前与之深入交流的美国最高级别行政官员。这种密切联系，不仅是对等外交，也是中美关系不随大选周期出现波动的需要。

　　拜登的外交“艺术”

　　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安全性问题，几乎是跳到拜登访华的桌面上的。

　　这从中美双方不尽一致的互动中可以看出来。中国方面的专家学者，基本上判定拜登此行的重点是就美国债务安全作出保证，对美国减赤计划作出解释。而拜登也确实就此作了回应。但是，拜登的回应更像是外交性的而非专业性的。

　　事实上，经济政策不在拜登的权限内，美元指数仍稳定在74左右，美债利率也未见波动，而奥巴马对于减赤的详细说明，9月才会公布。

　　因此，拜登不需要对债务债权问题太费神。拜登一到中国，就去了北京国奥体育馆篮球场。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山西男篮和美国乔治城大学队的球赛。他非常乐意谈及他的侄女与孙女正在学习中文。

　　这些举动，是一种东方式或许来自基辛格介绍的姿态——中美篮球赛是与著名的“乒乓外交”同时期的“破冰”之举。在奥巴马现有团队中，没有比拜登更适合这一套的了。

　　这位美国参院外委的前主席，熟悉冷战时期以来的种种著名掌故。从年轻时开始，他就得到机会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打过交道，后来又主导参与过前南斯拉夫事务。这种阅历，决定了他与其前任、主要的新保守主义者切尼的立场和风格的诸多不同，也确立了他既不视中国为敌，也不视中国为盟友的态度。对于中美关系存在着的不确定性，他更愿意从政治的角度去思考和打理，而不是贸易方面。但这种倾向本身，也带有某种不确定性——相对于经济话题，政治话题更敏感。因此，拜登在对台军售、人权领域的对话风格和立场，有可能影响到此次中国之行的成果。

　　8月18日下午，拜登等五人在北京市中心鼓楼附近一家小吃店品尝北京小吃。他们花了79元，拜登掏了100元，剩下的按照美国习惯作为小费。这个举动，很像吉米·卡特在中国吃油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