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普尔公司全球业务主管和中国区业务主管22日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标普对全球评级行业出现更多竞争表示欢迎，但评级市场现状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在回答有关如何看待目前欧亚诸多国家考虑联合建立本地区评级机构的问题时，标普大中华区总裁周彬认为，在评级问题上，投资者有权听到新的观点，获得更多参考。但标普仍认为其现行的商业模式是有合理性的。

　　在次贷危机之后，以标普为首的国际评级机构发债人付费的商业模式遭到诟病，批评者认为其中存在利益冲突。但也有行业人士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让所有市场参与者获得相关信用信息。前期一些评级机构已对发债人付费的方式进行了改善，比如建立业务部门和评级分析部门的“隔离墙”。

　　标普全球主权信用评级主管戴维·比尔斯则谈到，虽然存在质疑，但长期看标普的历史信用很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在金融市场上存在多种评级机构，相较而言，包括标普在内的三大机构主权评级的总体情况是不错的。

　　在采访中，比尔斯还就几点问题进行了说明。一，标普不认同外界对其在希腊等国债务问题上的评级下调是“马后炮”的批评。事实是，早在2004年标普就下调了希腊主权信用级别，但市场一开始并没有予以认可，最终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这也导致了市场的波动。他强调，标普认为希腊在今年年底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仍很大。

　　二，标普认为，所谓美国是美元印钞方就不存在主权债务违约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按照美国法律，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即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以印钞，财政部也无权继续发债向央行借钱，以偿还旧债，因此违约风险是实际存在的。这也是市场高度关注美国国会两党谈判的原因所在。标普之所以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主要基于两点：一、两党关于债务上限的谈判激烈，反映出美国政治分裂明显，美国主权信用度上的政治得分下降。二、中期看，美国的财赤上升趋势没有改变，这导致其在评级中的财政得分下降。

　　三，而美国财政部对标普评级计算存在“2万亿美元误差”的指责不妥。财政部对美国未来财政状况的预测时间期是10年，而标普是3到5年。这只能说是“看法不同”。另外，在标普和欧美主要评级体系中，3A评级并不等同于“完全没有违约可能性”。某个国家公司的债信评级高于主权评级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比尔斯还谈到，从近40年标普全球主权信用评级数据看，自1988年以来，全球各经济体主权信用恶化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年很多发达国家出现债务问题。这种变化不仅是金融危机的结果，更反映出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支出持续上升和普遍缺乏更好财赤解决方案的长期性问题，这些都应该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借鉴，这些国家应充分考虑如何在财政稳健和社会福利支出上寻求长期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