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

　　当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变成老龄社会时，都是完全发达的经济体并且有成熟的国家福利体系；而当中国的老龄化降临时，尽管经济增长迅速，但社会仍然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正在削弱着中国老年人中大部分一直以来依赖的传统的收入与赡养手段——延续工作和大家庭，而中国还来不及形成充分的政府和市场替代方式。

　　中国现在为城市职工建立了一个强制性的“基本养老制度”，以替代旧有的国企制度。原则上，这一制度包括现收现付的福利体系和个人退休账户，覆盖了所有的城市职工。而实际上，到2007年，仅有65%的城市职工在向基本养老制度或者另外一个独立的公务员体系缴费。

　　与此同时，基本养老制度从国有企业继承了大量没有资金做实的债务，这意味着高缴费率。尽管今天的退休者享受着丰厚的福利，这个系统的低覆盖率、缴费的低回报率以及缺乏流动性意味着它不可能为未来的劳动者提供充分的福利。

　　农村执行一个特殊的，只包括个人账户农村养老制度，但是其参与是自愿的，福利有限。

　　与此同时，中国的私人养老制度仅仅刚开始成形。尽管雇主发起的“企业年金”，也就是中国的私人养老金，可能会逐步变成退休收入的重要来源，它们目前仅覆盖少数职工，而且他们是已经加入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2007年，930万劳动者向企业年金缴费，这仅占中国城市劳动力的3.2%和总劳动力的1.2%。

　　当退休金不足时，延续工作是保证足够收入的手段，然而在中国新的经济秩序中，老年劳动者的雇用率较低。这个现象部分是由于国企改组而造成的。但是长期的经济和社会趋势也削弱着老年人赚钱的能力。

　　有些人可能会以为老年人中很大一部分可以通过个人储蓄来保证其退休生活。毕竟，中国的储蓄率之高世界有名，因为劳动者意识到由于社会保障网不充分，他们到年老时可能需要全靠自己养活自己。

　　然而即使这样，前景仍令人担忧。大多数家庭的储蓄都投在家庭住房或家庭生意里，在退休时很难快速兑现。尽管最近中国的股票市场在增长，超过三分之二的金融储蓄，仍然趴在银行里，名义利率相当低。

　　应该说，中国年轻的一代的财富增长很快。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居民家庭财富在50岁到60岁期间达到高峰。中国与此相反，目前在30岁后期达到高峰，这一强有力的人群效应，可能会改善将来老年人的经济处境。然而，这个效应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可能帮助实现广泛的退休保障——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中国年轻人的社会安全网络也同老年人的一样不健全。退休储蓄将不得不与其他的需要相竞争——特别是教育和医疗。

　　按照当前的情况，数千万老年人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退休。正如在多数的东亚社会，中国的孝道伦理要求子女去赡养年老的父母。大多数的老年人和他们成年的子女或其他亲戚住在一起。甚至包括那些在财务上不依靠大家庭的老年人。

　　然而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这一老年赡养的支柱逐渐在弱化。几代同堂的家庭尽管仍然普遍，却比一代人之前少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的转移使得子女与其父母分开，破坏了老年人传统上可以依赖终生的照顾网络。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1.5亿，而据政府的估计，在接下来的20年中可能会增加到3亿人。与此同时，随着个人主义或“西方”价值观渐行其道，孝道的伦理本身也正在经历变化。

　　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可能对中国已经正在弱化的家庭带来新的沉重负担。随着每个家庭的子女数量减少，一个成年子女或姻亲照顾老人的可能性会不断减少。据人口学家乔晓春估算，年满65岁的农村妇女平均有3.5个在世的子女，而城市妇女有3.0个。到2025年，年满65的农村妇女将有2.2个在世的子女，而城市妇女仅有1.3个。中国人称之为“4-2-1”问题——一个子女将需要赡养其2个父母和4个祖父母。

　　一个年轻的中国加上以农村为主的经济和强有力的大家庭，能弥补退休制度覆盖不足的缺陷，而一个迅速发展和迅速老龄化的中国加上弱化的家庭养老功能却是不能的。中国人民明白这一点。最近对城市居民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的调查对象(87%)相信整个社会应该承担起照顾老年人的主要责任。中国目前的退休系统和它未来所需要的系统之间的巨大分离，不仅威胁着老年人物质上的安全感，而且增加了老龄化中国所面对的社会挑战。

　　(作者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主管全球老龄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