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积累完成之后，爆发式增长的时期也就历史性地结束了，经济社会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主要不是靠解放旧制度压抑的潜能，而是靠科学技术和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创新。经济增长逐步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向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转变，这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的事情。

　　■主持人 吕红星

　　■嘉 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培林博士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福垣教授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

　　竹立家刘福垣刘培林

　　“中等收入陷阱”是所有国家的宿命？

　　中国经济时报：自200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3000美元起，国内就陆陆续续出现了要防止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提醒。进入2011年以来，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这种讨论越来越多。而前一段，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有关中国应避免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更把国内的这种讨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中国是否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

　　刘福垣：我认为在目前的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目前是处于我称之为的“现代化陷阱”之中。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人们对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而现代化陷阱是指一些国家经济总量或平均占有量短期内的高速增长，但社会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经济严重依赖出口而不是内需。反观我国目前，正好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认为我国目前不是什么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来就在现代化陷阱之中，不过是现在脚下的水更深了，可以摸得着的石头越来越少了而已。

　　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不能简单地以货币表现的收入水平为根据，应该考察大多数劳动力的再生产状态。所谓中等收入阶段，是大多数劳动力都能够维持可持续扩大再生产的发展阶段。按中国人习惯的表达方式是丰衣足食、年年有余、没有后顾之忧的生存状态。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即使到2020年我国实现了全面小康之后，也不可能使大多数劳动者都进入这种生存状态。

　　我认为国内部分学者所描述的 “中等收入陷阱”，恰恰都是现代化陷阱的症状，所以我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陷阱当中，而不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套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概念，单纯从所谓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3000美元就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我认为，我国目前还处于低收入阶段，原始积累还没有最终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至少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如果认为现在就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可以说为时过早。

　　竹立家：我认为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什么是中等收入，如何界定中等收入这是一个问题，而且是比较模糊的问题，因为中等收入是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而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所处阶段是不同的。我认为中等收入就是这个国家所谓的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很大，是人口结构的主体。比如美国的中等收入是指年收入在40000美元上下，而目前中国差不多是4260美元，所以美国界定的中等收入和中国界定的差别很大，它是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相关联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橄榄型社会，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贫的很少，中间阶层却相当庞大——即所谓 “两头小中间大”，中等收入阶层约占70％。而我国正好相反属于金字塔型，是一种穷人占绝大多数而富人占少数，同时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结构。这导致我国几乎没有中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所占比例非常小。所以我认为我国目前并不是一个中等收入占多数的社会，它只是一个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就是一句空话，这是两个概念的问题。

　　刘培林：“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其他曾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由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失误，而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尚未实现的发展阶段上，就遭遇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甚至人均收入绝对水平倒退的情形。我们的研究表明，拉美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和前苏联东欧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都出现过这种情形。所以说中等收入陷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所有国家的宿命。之所以如此说，有两个原因：

　　第一，那些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过调整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已经重新恢复了经济增长势头，或者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走出了陷阱。

　　第二，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之所以落入陷阱，主要的原因是采取了不合理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倘若能够避开这些不合理的因素，采用适合自身情况和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并通过不断改革形成适合各阶段需要的经济体制，那么，发展中国家未见得就一定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失去的十年”之争

　　中国经济时报：日本被认为是成功跨越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上世纪70、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放缓、社会问题丛生，遭遇了所谓“失去的十年”。“失去的十年”和“中等收入陷阱”二者有一定的相似性，应如何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

　　刘福垣：日本确实是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低迷，GDP增长缓慢，步入了国人所称的“失落的十年”。但日本并不是真正的我们所理解的 “衰退”，它只是在原始积累完成之后，经济社会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它是在质上进一步提高，而不是像最初原始积累阶段追求量上的增长。至于你所说的“跨越”这个词，我认为不妥。“跨”是直接越过，没有经历；而日本则是经历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才进入高等收入阶段的。中等收入陷阱则是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进入高收入阶段的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现象，是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路线方针出了问题，可以说是道路陷阱，而日本是名副其实的高收入国家。所以我认为日本所谓“失去的十年”是一种自我的调整，只是一种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是在质的方面进行提高。它和“中等收入陷阱”虽然都是经济低速增长，但二者是不同的。

　　竹立家：日本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抓住了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低迷，GDP增长为1％－2％，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摆脱。但是我们要看到，它的GDP增长虽然不高，但它的国民收入增长却要比我们高得多，换句话说日本GDP增长的质量高。所以表面看来日本的GDP增长很低，实际上它已经走过了大量消耗水泥、钢铁等基建材料的那个阶段，进入了社会的平衡发展期——即成熟期阶段。而反观我国，虽然目前GDP增长达到8％，甚至更高，但远未进入成熟期。因此我并不认同日本所谓“失去的十年”之说，它只是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所以，日本“失去的十年”和“中等收入陷阱”虽然都有经济增长缓慢等因素，表面看起来有一些相似性，但二者本质却是不同的。

　　刘培林：日本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阶段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发达国家。根本的标志是，日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推进阶段，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的全部潜力，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个阶段没有出现大的滑坡。

　　但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远实现高速增长。日本收入水平提高、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任务基本完成之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其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规律性地回落。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出现这个意义上的增速回落，是正常的、符合规律的，是更高境界上的增速回落。虽然同样是增速回落，但是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增速回落，有着性质上的迥异差别，后者的增速回落是在后发优势尚未释放完毕、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任务没有完成的前提下发生的。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宏观经济政策失误造成的。失误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决策者仍然力图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之后，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高速增长，造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破灭后引发了种种问题和失去的十年。如果要和陷阱联系起来的话，宁可把日本这种状况看作是高收入陷阱。

　　日本的教训启示我们，当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结束后，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业已降低的客观条件，试图通过宏观刺激政策使经济始终保持潜在增长率降低之前阶段那样的高增长速度，必然适得其反。

　　现在看来，综合这次金融危机的情况，是否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判断：高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过度宽松的宏观政策带来的大起大落。

　　中等收入阶段——所有国家必经之路

　　中国经济时报：中等收入阶段是某些国家特有的还是所有国家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必经阶段？

　　刘培林：中等收入阶段当然是各国必经之阶段。无法设想某个国家可以直接越过这个阶段。当然，有的国家发展得顺利些，则在中等收入阶段花费的时间就短些；有些国家发展得不顺利，甚至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则在中等收入阶段花费的时间就会长些。

　　应该说，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型态、社会结构、法制体系、国家治理、意识形态等，都会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能否正确适应和引导这些方面的变化，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过中等收入阶段。

　　从长期历史经验看，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和最持久的动力是技术进步和由此带动的产业升级。由中等收入阶段过渡到高收入阶段，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能否建立起以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如果在中等收入阶段甚至更早的阶段就注重促进创新，建立起充满活力的创新体系，则在中等收入阶段基本结束之后，能够相对顺利地过渡到高收入阶段。否则，即使能够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社会也会丧失创新和进步的活力，长期徘徊在高收入的门槛之前，甚至不排除反复和倒退的可能。

　　促进创新，最重要的途径是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活力。创新的本质是试错，参与分散性试错的主体越多，则获得创新突破的可能性越大。正如唯物史观所说的那样，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创业和创新、在创业中创新，需要一定的体制和政策条件。这些体制和政策设计的最根本的一条理念，应该是促进社会成员对现代化过程的参与，即通过政府的公共服务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水平，通过不断改革公平地赋予全体社会成员创业、就业的机会。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结束，“让每个中国人都有能力、有机会实现他自己的 ‘中国梦’”，是保障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跻身高收入社会的根本途径。

　　竹立家：一般来说，大多数国家都会经历中等收入阶段的，但并不是说所有国家的发展都必须要经历中等收入阶段，如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经济腾飞之时就注意到了经济发展可能会带来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所以未雨绸缪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就十分注重社会公平、医疗、教育等问题。当然日本也经历过人均收入从200美元到500美元再到10000美元的这个过程。在处理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时，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所制定的政策比较到位，使经济发展比较公平地惠及所有老百姓，几乎没有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和腐败等问题。

　　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腾飞之时，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促进社会更加公平，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权力腐败现象严重，使经济发展成果大量流向一个方向，少量则散落在老百姓的“碗”里。所以，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必须经历中等收入阶段。

　　刘福垣：一个国家砸碎了枷锁，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在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各种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迅速提高，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都会以过去时代不可想象的速度大幅度增长。我们应该懂得，在原始积累完成之后，爆发式增长的时期也就历史性地结束了，经济社会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主要不是靠解放旧制度压抑的潜能，而是靠科学技术和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创新，经济增长逐步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向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转变，这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总量和收入水平增长的速度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不可能再像生产方式划时代变革时期增长得那么快了。特别是作为科学技术载体的劳动力，在摆脱了萎缩再生产之后，没有几代人时间的持续扩大再生产，是不可能使劳动生产率发生划时代变化的。也就是说，要想使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力，从被当作消费品的劳动力商品向人力资本转化，至少需要近百年的时间。而只有当人力资本的载体中间阶级——即人们习惯称之为中产阶级的主体部分占了人口的大多数时，高收入阶段才会到来。所以我认为中等收入阶段，是新生产方式运行机制的磨合期和技术革命的酝酿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阶段。只有少数拥有特异资源禀赋和获得了特殊历史机遇的国家，经历中等收入阶段才会比较短暂，而大多数国家都会有一个相当长的中等收入阶段。

　　刘福垣，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研究室副主任、宁波市副市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目前主要研究领域：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运行分析、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著作及论文：《工农业收入差异》、《农村改革新方略》、《明租正税除费》、《新发展观宣言》、《社会保障主义宣言》。

　　竹立家，1957年8月生，中共党员；南开大学哲学系哲学学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学位，韩国行政研究院和高丽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博士后研究，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历任内蒙古大学哲学系助教、首都师范大学管理系讲师、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满州里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 （挂职），现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行政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专家评议组成员、国家质检总局人力资源中心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