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挣扎中的全球经济并未如愿给出太多积极信号。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坦言，世界经济在2009年“萧条边缘悬崖勒马地止住了下滑之势后，本应是转折之年的2010年，却依然是失望之年”。

　　国际货币基金（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日前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访问时也警告，全球经济正出现“螺旋式下滑”。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更是直言，“希望再挺一挺来蒙混过关的策略已经失效。”布朗表示，由于无法在全球贸易协定、气候变化条约、增长协议或者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达成一致，世界很可能会陷入一个争相贬值、货币战争、贸易限制以及资本管制的新保护主义格局之中。

　　布朗指出，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2010年前后，150年来西方（美国以及欧盟）第一次在制造、生产、出口、贸易和投资方面被世界其他地区全面超越。

　　这一点在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WEF) 《2011—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中显现无遗。在9月7日全球发布的新闻稿中，显著位置写着本年度的报告关键词：“美国的竞争力排名持续下降（连续第三年，降至第五名），新兴经济体与经合组织（OECD）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力差距继续缩小。”

　　昔日经济主宰们威风不再，新兴经济体能否逆势崛起？能给世界经济带来足够信心的力量，身在何方？

　　9月1日，英国黑潭，游客在黑潭塔尝试走玻璃制作的人行天桥。黑潭塔的开放是伦敦2.5亿英镑的经济复苏计划的一部分。

　　迷茫的山姆

　　回首2009年奥巴马在就职演讲时慷慨激昂的“有无数工作等着我们”的许诺，失望的情绪正在美国国内蔓延。

　　美国风光不再。

　　在金融危机、国债危机、财政危机后，给予美国最沉重一击的莫过于标准普尔评级公司（下称“标普”）降低了其保持了70年之久的金字招牌AAA评级。

　　8月5日晚间，标普对美国主权债务的信用评级由AAA最高级降到AA+级，前景展望为负面。长久以来一直被作为零风险标准的美国国债神话被瞬间击破。

　　而由此带来的“蝴蝶效应”，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从主权信用延伸到企业信用和经济增长前景，从股市波及黄金、外汇，从美国扩展至欧洲直至全球外围市场，风暴瞬间席卷全球。

　　标普在随后发布的新闻稿中如此总结：“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预测，若需要在未来十年平衡财政，需要平均近5%至6%的GDP增长。”“对于美国国债的债权人来说，如何深刻认识到美国国家债务体系未来十年的不可持续，是定义中长期投资策略的根本。”

　　非常明确，税收、经济增长以及财政平衡，这三点，都是标普认为美国近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美债被降级后的第一个交易日（8月8日），美国金融市场一片惨淡。

　　由于投资者恐慌心理严重，道指下挫632点，降幅达5.5%。标普500指数收盘下跌6.7%，并录得2008年12月1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纳指收跌6.9%。美国原油期货收盘下跌6.41%，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下跌5.15%。

　　在避险资金的推动下，国际现货黄金当日上涨3.14%，盘中一举突破1720美元/盎司，最高触及1720.10美元/盎司。截至9月6日收盘，国际现货金已达到1876.6美元/盎司的高位。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和表现中心副总监、《全球竞争力报告》合著者之一蒂埃里·盖格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此次美国信用评级被降，很好地提醒了我们，美国国内高居不下的国债水平，确实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和美国的国家综合竞争力。”

　　祸不单行。

　　9月2日，美国劳工部发布最新的报告显示，8月全美失业率维持在9.1%水平，连续5个月高于9%的水平线。当月非农就业岗位增长规模为零，远低于预期的增加7万人。该数据立即引发全球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进一步担忧。

　　关于QE3（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到来的呼声再次风起云涌。

　　在报告发布当日，全球油市及股市急跌，商品货币亦急挫。与此相反，市场避险货币受到热捧，黄金及美债上扬。受此影响，9月2日国际现货黄金价格收于1881.39美元/盎司的高位。

　　回首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讲时慷慨激昂的“有无数工作等着我们”的许诺，失望的情绪正在美国国内蔓延。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和表现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珍妮弗·布兰科（Jennifer Blanke）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虽然美国还是一个生产非常有效的经济体，但是逐步升级的“弱势”确实降低了美国近年来的排名。

　　根据报告所示，在整体竞争力排名降至全球第五的大背景下，美国民众对政客的信心已在今年降至第50名，而担心政府在许多资源花费上的浪费也达到了第66名。与去年相比，政策的制定过程被视为是更少的透明度（第50名），而这些都成为今年美国降低排名的因素。

　　再分裂阴影下的欧罗巴

　　“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从美国开始，而现在的后果却在欧洲凸显，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问题。”

　　美国降级波澜穿越大西洋，第一时间传递到了欧洲。

　　在美国被降级的当晚，奥巴马总统就与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分别通电话“商议对策”。

　　8月7日，七国集团（G7）财长会议对美国主权债务降级进行紧急磋商。

　　事实上，欧元区国家面临着和美国相类似的问题：主权债务规模过大和长期经济疲软的经济不良走势。人们纷纷猜测，遭到降级的下一个国家将出现在欧洲。法国甚至一度成为众人瞩目的“被降级”的焦点。

　　8月10日，法国股市的大幅动荡，以致牵连欧股指数暴跌，跌幅达到3.75%。法国兴业银行股价一度暴跌至两年半低点，最终收挫14.7%，录得逾20年来最大单日跌幅。同时，法国国债的信用违约掉期(CDS)飙升至历史新高。

　　形势逼迫法国总统萨科齐匆匆结束在地中海的度假，紧急召集政府高层研讨当前经济形势，并宣布推出削减公共财政赤字的正式方案。这份高效率的方案终于让标普维持了法国的3A评级。

　　但这些削减赤字的计划随后被批评为不切实际。法国减赤计划要达成的前提是，经济增长率连续两年达到2%以上。根据法国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二季度GDP增长放缓，不到0.3%，而一季度增长为0.9%。

　　8月16日召开的德法峰会，曾一度被市场寄予厚望，却又匆匆收场。

　　德法两国领导人在会晤后决定加大欧元区监管力度，双方建议对欧元区实施共同治理，但却无意推出最受市场瞩目的欧元区共同债券。

　　作为欧元区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德国（第六名），其第二季度季调后国内生产总值(GDP)初值季率增0.1%，远不及此前市场预计的增长0.5%。而法国几乎停滞的经济增速也令欧元区经济前景一片惨淡。且德法经济深受“欧猪五国”拖累，已有三国（葡萄牙、希腊、爱尔兰）被降级，欧元危机论再次风起云涌。

　　其实，早在1992年2月，欧盟12个成员国成功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一个“大欧洲”的概念即将形成之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就已预言了这个日后“不会平静”的新关系纽带。他认为，货币联盟并不一定就是好事。

　　而十年之后，索罗斯再度撰文指出“所谓的欧元危机，整体上仅仅被看成是一次货币危机，但它同时也是一次主权财富危机”。

　　具体来说，欧洲所面临的并不仅是经济及金融危机，还有因此导致的政治危机。欧洲成员众多，这造成了相互之间迥异的政策。这些政策往往体现出的是它们的观点，而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这已经种下了彼此之间产生严重政治冲突的种子。

　　索罗斯更直言不讳地说，德国多次将危机归咎于失去竞争力且债务深重的国家，这相当于把所有调整负担抛给了债务国，也等于无视德国在货币和银行危机中所应承担起的主要责任。

　　他预言，长此以往的结果是，欧盟将经历比过去十年更为严重的后果：盈余国大步向前，而赤字国不堪债务重负，渐渐落后。

　　2010年7月3日，意大利前总理、前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曾表示：“欧元危机已经过去，欧元不仅不会消失，其他的国家还会继续加入欧元区。”

　　然而在这之后，希腊经济的持续低迷，葡萄牙、希腊、爱尔兰主权债务评级先后被降，成员国内“退出欧元区”的不断呼声，多少“辜负”了这位前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期望。

　　也许正如普罗迪所说， “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从美国的金融体系崩溃开始，而现在的后果却凸现在欧洲。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欧洲各国家间缺乏团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主体系，都要通过投票来表决，作决策的时候有一个很长的延迟，这对各个国家的打击很大”。

　　而对欧元区如何在未来形成稳定的机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普罗迪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欧盟需要有一个权威机构能够控制欧元成员国的行为，这个机构，能真正地控制政府统计数字的真实性，需要建立面向整个大欧洲的税收和预算制度。”

　　但普罗迪也表示：“这是未来的一个远景、一个想法。”

　　一年过去，在欧元更加风雨飘摇的今天，这个美好的“远景”仍然只是一个“想法”。

通胀重压下的新兴经济体

　　“对于美债危机来说，输家当然包括大量购买了美国国债的中国。”

　　在今年的报告中，中国继续“领跑”金砖五国。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肯定了新兴经济体与经合组织（OECD）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力差距继续缩小。

　　同样，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称“IMF”）的《世界经济展望》也预测了作为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5个金砖国家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5%，其中发达经济体为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7.3%。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4.4%，其中发达经济体为2.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6.5%。2012年，这一增长状况仍将持续。

　　《全球竞争力报告》合著者之一蒂埃里·盖格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与其他金砖国家经常时起时落的趋势相比，在过去的5～6年中，中国保持了稳固的上涨趋势，坚定地向前20位迈进（今年第26名）。

　　而且盖格强调，虽然欧、美、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其他很多国家的经济依然依赖于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健康水平，但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重要性。

　　“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更加依赖于他们对中国的出口，而不是美国，比如巴西、澳大利亚，假如中国经济放缓，这些国家也将经济放缓。”盖格说。

　　但报告中也同时指出，中国在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很好（第10名）的情况下，依然面临国内长时间的高通胀状况。

　　IMF副总裁朱民在今年5月份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金融危机期间，尽管全球经济陷入低谷，但是新兴经济体复苏较快，这是世界经济一个重要的格局变化，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引擎的局面。

　　朱民表示，与发达经济体要面对经济增长速度不够、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失业率下降缓慢、消费增长缓慢等一系列经济难题不同，新兴经济体面临最大的宏观紧急挑战就是“通货膨胀”。目前新兴经济体已经进入了一个可能会经济过热的阶段。此外，食品在印度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CPI中所占比重都很大，全球范围的食品、能源、资源价格上涨是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上升的主因。

　　IMF已在今年4月将中国2011年通胀率预期从2.7%上调至5%。

　　同时除了应对国内的通胀压力，美债危机的“蝴蝶效应”漂洋过海影响到了中国。

　　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债占了三成多，美国信用评级下调，对于其最大国债持有国中国来说，其手中持有的包括美债在内的美元资产，保值风险激增。

　　目前美国国债最大的“债主”是美国社保基金，为19%，达2.67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以1.63万亿美元排名第二，占比为11%；中国作为最大海外持有国，所持美国国债1.16万亿美元，占比为9%，排名第三。有测算称，这相当于美国欠每个中国人约5700元人民币。

　　在此次美债危机中，美国国债的另一持有大国日本方面没有明确的表态，但中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新华社播发了措辞严厉的社论，指责西方国家“挥霍无度”，“借债成瘾”。温家宝总理也在8月9日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金融形势，“要求各国妥善处理债务问题”。

　　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微博）曾坦言，对于美债危机来说，输家当然包括大量购买了美国国债的中国。

　　而除此之外，中国竞争力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下，仍然存在着“被平均”后的“尴尬”。

　　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蒋睿杰（Jeremy Jurgens）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在一些竞争力指标的平均值上分数很低，拿“技术就绪度”来说仅为第77名，他还表示，虽然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着较高的网络普及度，但是在边远地区网络和科技普及度仍远远低于按国际标准衡量的网络应用水平。

　　高通胀、美债危机和“被平均”后的压力之下，中国还能担当起拯救世界的重任吗？

　　对话经济学家蒂埃里·盖格

　　高通胀下，中国怎么办？

　　蒂埃里·盖格 （Thierry Geiger）

　　瑞士人，瑞士日内瓦大学经济学学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和表现中心副总监，全球竞争力报告合著者之一，主要职责包括开发和计算大量的综合指标并为地区和局部项目做出分析及研究。

　　这是一个充斥“不确定性”的乱世。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到底谁能拯救世界？

　　9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独家连线瑞士日内瓦全球竞争力报告合著者之一蒂埃里·盖格深度解析排名表象之后的世界经济问题。

　　日趋接近的南北极

　　《中国经济周刊》：

　　世界经济论坛从1979年开始公布竞争力报告，从2005年开始启用指数和测量的方式公布竞争力排名，其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今年报告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蒂埃里·盖格：

　　过去7年，我们看到了三个大的趋势：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竞争力差距日趋接近。因为发达经济体在过去几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是平的，而发展中国家处于上升趋势。

　　在发达国家中，北欧国家的发展很好，比如瑞士、丹麦，今年是瑞士第三次蝉联第一名。

　　金砖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好。今年，中国的名次又提升了一名（第26名），增加了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差距，中国的竞争力在金砖国家中居于第一位。

　　今年报告最大的亮点总结下来是美国的竞争力排名持续第三年下滑（降至第5名），新兴经济体正在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体间的差距。

　　《中国经济周刊》：

　　报告是怎样制作的？科学性和价值如何体现？

　　蒂埃里·盖格：

　　这是一年一次的项目，合著者有8名，其中5位是经济学家。报告制作过程中数据的搜集是竞争力指数出炉的关键环节。全球竞争力指数本身包含了113项指标，以及另外的用于计算国家发展阶段的其他许多种数据。每年总共有大约20000个数据点被搜集。

　　报告中比较难的是“高管意见调查”，除了8位合著者外，我的大量同事在世界各地对142个经济体中的14000多位商业领导者进行了关于国家商业环境众多因素的意见调查。

　　我们相信这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因为我们寻找到的是实际上为这个国家创造财富的人，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情况是怎样的。竞争力报告只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报告，我们也出版其他的报告，但是竞争力报告确实是迄今为止最知名的。

　　二次探底的危险真实存在

　　《中国经济周刊》：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给予2011年和2012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以4.3%和4.5%的预测，但是关于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说法仍不绝于耳，对此你的观点是什么？

　　蒂埃里.盖格：

　　我们正在度过艰难的时段，即使是在2009年全球经济有所增长的情况下，衰退的可能性还是真实存在的，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经济体中。

　　二次探底的危险还是很真实的。因为投资者信心的缺失已经蔓延到对整个商业机构、对于政府处理问题能力的怀疑。我们看到的在很多国家的债台高筑，也没有改善的明显迹象，而且这些国家也似乎都缺乏明确的战略来处理这些问题。现在也没有这样的资金能力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确定性太多了，而这些不确定因素可能会上升为真实的衰退预言。

　　《中国经济周刊》：

　　报告中，关于G7国家的国债占GDP的平均水平已达到101.3%，除去今年因为遭受海啸袭击的日本（220.3%），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这一国债水平是否过高？

　　蒂埃里·盖格：

　　从过去一些年的经验来看，国债水平确实是一个影响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很重要的指标。因为投资者很看重这个指标，如果政府没有能力把它维持在稳定的水平，减少财政赤字，那么高昂的国债会长期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水平。此次美国的信用评级被降级就很好地提醒了我们，投资者确实是关注债务水平的。

　　增长的国债只有在用于提升生产力，比如说增加教育投资和科研经费上才能提高一国的综合竞争力。但是如果债务是用于支付目前的财政支出，政府要为清偿债务支付越来越高的利息，而投资者也总希望得到更高的回报，所以利息率逐渐上升，形成恶性循环，制约了政府在教育等方面进行投资的可能。

　　所以我们始终相信，宏观经济环境好的话，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债台高筑的国家在这一项就失分了。现在的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远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率是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现在的整个情况正好与当时相反。这也印证了全球实力，正在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高通胀，中国怎么办？

　　《中国经济周刊》：

　　全球竞争力指数由12 个类别（竞争力支柱）组成，其中哪些指标对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要？

　　蒂埃里·盖格：

　　我们将目前的142个国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37个国家），第二阶段效率驱动阶段（28个国家，中国在其中），第三阶段创新驱动阶段（35个国家），另外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中的国家有24个，从第二阶段过渡到第三阶段的国家有18个。

　　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第二阶段的国家来说，如何提高效率，包括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就绪度、市场规模这六大支柱对于中国能否转向第三阶段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

　　你认为中国要想在未来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中国该如何应对目前的通胀趋势？

　　蒂埃里·盖格：

　　与其他金砖国家经常时起时落的趋势相比，在过去的5～6年中，中国保持了稳固的上涨趋势，坚定地向前20迈进（今年第26名）。在12个支柱性指数类别中，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达到第10名，表现非常不错。且中国目前已基本解决了发展起步阶段关于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与初等教育的问题。

　　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中，中国要继续关注的因素很多，比如说高等教育，中国需要更多的更高级的科技人员、工程师。

　　另外中国也面临一些持续的挑战，比如腐败、贿赂、非法买卖依然存在。

　　中国目前确实处于高通胀时期，但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高通胀还属于可控状态下，这需要中国政府和央行的共同努力。高通胀影响最大的是穷人，一旦控制不住，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引发社会动荡。

　　9月7日，北京日内瓦连线会议场外，当日，《2011—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首发。

　　夏季达沃斯的“治世之策”

　　欧美债务危机，日本地震，西亚、北非政治动荡，全球通胀加剧……在各种“不确定”中，世界经济怎样复苏？

　　从2007年以来的每个9月，一场世界最高级别的经济界盛宴都会如期在中国的大连和天津轮流开席。

　　今年是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诞生的第五个年头，也是大连第三次承办该会议，将于9月14日至16日召开。

　　“大连是一座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领军者城市，正在致力于加快建设富庶美丽文明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大连将用属于这座城市的魅力特质和创新精神，向世界呈现一届精彩纷呈的国际盛会。”大连市副市长曹爱华在9月6日举行的2011夏季达沃斯新闻发布会上说。

　　夏季达沃斯组委会还公布，今年将有90多个国家的1500名代表参加夏季达沃斯。国家发改委外事司官员李海岩更进一步透露：目前共有8位外国国家领导人和前政要确认参会，其中包括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等。

　　“乱世”话“增长”

　　2011夏季达沃斯的主题是“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强调从根本上反思现有增长模式，并分享领先的个人及企业保证高质量增长的重要经验。

　　五年来，夏季达沃斯的主题始终围绕“增长”：2007年，“变化中的力量平衡”，呼吁重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2008年，“下一轮增长的浪潮”，讨论全球化浪潮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内涵；2009年，“重振增长”，探讨金融危机后如何化挑战为机遇；2010年，“推动可持续增长”，巩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展成果。

　　用李海岩的话来说，“夏季达沃斯反映了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体现出对全球特别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关注。”

　　谈及2011夏季达沃斯选择“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作为主题，李海岩阐释了其背景：“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近期，欧洲、美国的主权债务危机，日本的大地震，以及在西亚、北非出现的政治动荡，给当前的经济复苏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国家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使率先复苏的新兴经济体面临严重的通胀压力。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全球性议题，给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方式亟须转变。全球治理结构也面临重大调整。”

　　他还谈到，2011夏季达沃斯的主题与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也十分契合。"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攻方向，注重当前和长远结合，发展和改革相促进，把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更好地结合起来。”李海岩说。

　　新领军者是谁？

　　自从2007年落户中国，夏季达沃斯的目的一直是为“全球成长型公司”创造一个与成熟企业共同讨论、分享经验的平台。

　　所谓“成长型公司”，涵盖各行业快速成长的跨国公司，它们均明显具有在今后五年内领导全球经济的潜能。体现在经营业绩上，这些企业的年增长率至少超过行业和地区平均水平15%，年营业额通常在1亿至50亿美元之间。目前，夏季达沃斯的全球成长型公司社区约有300家会员，其中约有70家中国公司，包括东软集团、天合光能等。

　　根据已经举办的四届夏季达沃斯的经验发现，尽管有许多传统企业和产业正面临困境，但全球成长型公司仍然能够蓬勃发展，它们在新兴市场和西方之间搭建新桥梁，处理新问题，开发改善社会和环境的新途径，在打破旧商业模式的同时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我们致力于寻找并建立新领军者的企业家精神，以促使我们共同追求高质量的增长。今年的年会将发挥特殊作用，它将新领军者们与主要跨国公司的负责人、政府高层领导人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发现机会，讨论有待开发的重要政策，探讨各方如何在现有环境下努力确保经济高质量的增长。”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成长型公司中心资深总监蒋睿杰在9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蒋睿杰还表示，除了新领军者的企业家，这次还会有全球青年领袖参加夏季达沃斯，他们有多样化的追求与见解，将更加丰富新领军者的视野。

　　“本届夏季达沃斯还将突破经济、科技的范畴，加入艺术、文学、建筑、哲学等讨论，将共有100个不同的论坛。参与者回到家以后，甚至还可以继续与身边的人讨论，把夏季达沃斯上的观点和内容传播得更广。这样夏季达沃斯会有更好的包容性。”蒋睿杰说。

　　给融合一个机会

　　夏季达沃斯举办五年来，中国多了一个与世界交流和合作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夏季达沃斯自身也发展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性论坛。

　　作为举办城市的大连、天津，在此过程中也获益颇丰。

　　2009年7月，国务院批复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肯定了大连在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核心地位和龙头作用。夏季达沃斯无疑也提升了大连的国际知名度，成为大连乃至整个东北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助推力量。

　　对于另一个举办城市天津，用国家发改委外事司副司长李斌在2010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话来说，“夏季达沃斯在天津举办有助于京津冀都市圈借鉴国外领先经验，同时提升自己的影响力。”2009年11月，天津滨海新区成为中国第二个副省级经济区。夏季达沃斯探讨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成果，令天津共享世界的先进理念、发展智慧，也有助于滨海新区加快科技创新、转变发展方式。

　　蒋睿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最初将夏季达沃斯带到中国大连和天津的时候，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两个城市。五年过去了，夏季达沃斯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品牌。“未来五年，我们将继续把世界上最好的公司带到中国，继续关注成长型公司的成长，专注于探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蒋睿杰说。

　　中国对夏季达沃斯的未来也有所期待。李海岩表示，“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始于1979年，30多年来，双方的交往日益频繁，合作水平也不断提高。我们希望看到世界经济论坛能够把握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国企业加速国际化带来的良机，把夏季达沃斯越办越好。同时，通过多种多样的合作方式，将世界经济论坛的品牌、先进的商业理念、多边合作平台，以及会员企业网络等资源带到中国，帮助中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更为重要的是，李海岩说，这场论坛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改革，以及与世界的接触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