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早已存在，并不稀奇;高利贷不时引发纠纷，也无需惊讶。然而，今年以来各地一个接一个的“贵利风波”并不寻常，有其深刻的政策和体制根源，不可等闲视之。

　　“贵利”于今为烈，一方面是因为前几年货币政策极度宽松，资金市场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负利率，资金逐利寻求可抵御通胀的回报，由此造成高利贷蔓延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尽管货币政策正逐步收紧，但央行在紧缩货币时偏重于数量型工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而较少采用价格型工具(提高利率)。由此造成银行体系的大量流动性被冻结，部分银行无钱可贷;而实际负利率又诱导存款“搬家”流出银行体系，从“炒蒜”、“炒金”、“炒房”，直至“炒钱”。

　　负利率将居民存款挤出银行体系，在今年4月出现标志性的“拐点”：据央行公布的金融数据，一季度时住户存款同比多增加6621亿元;但4月存款净减4678亿元。当银行资金捉襟见肘，大量中小企业告贷无门，只能被迫转向民间借贷———在正规的金融体系之外，“影子银行”成功地将资金的供需双方对接。当地下钱庄以及典当行、贷款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的违规操作造成“影子银行”急剧膨胀，以高于市场利率更高于名义利率的“贵利”吸纳民间资金，就会催生“炒钱游戏”的狂热。“影子银行”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非正规甚至违规的操作缺乏制度约束，极为容易积聚金融风险。比如：传销式的、多层次金字塔式的高利贷集资，“借下家还上家”的“连环贷”;当借方资金链条断裂，无数的贷方就会哀鸿遍野。

　　资金与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受到价值规律的约束。人为地压低资金的价格，只会导致市场的短缺、场外交易的盛行以及低效率的资源配置。“贵利”之害并非在于“贵”，而在于“利”之所得无法经由正规合法的市场，因为在正规合法的市场，受管制且被压低的利率，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金融结构”：整个金融系统被分割为两个部门，即以银行、证券市场为代表的有组织的现代化金融市场，及以地下钱庄、典当行等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市场。长期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扭曲资金的价格，在体制内造成贷款需求没有上限，投资饥渴无法满足;在体制外造成资金需求异常亢奋，非法集资难以消除。更危险的是，银行和上市公司等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渠道参与“炒钱游戏”，不仅大量资金流出实体经济，而且还将体制外的金融风险传导至体制内。

　　因此，应对此起彼伏的“炒钱游戏”，绝非一句“加强监管”或“严厉打击”就可安然化解。从体制层面来看，必须持续地、有序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通过金融深化改革逐步消除“二元金融结构”;从政策层面来看，在依然实行利率管制的当下，货币政策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尽早结束实际负利率。名义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迄今已有18个月，由此酿成的“炒钱”狂热已险象环生，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