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民间高利贷庄家“跑路“事件频频见诸于媒体报端。从最初曝光的江苏洪泗”宝马乡”民间借贷崩盘，到后来报道的仅温州8月份即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例如：洞头县奥米流体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高管集体失踪；“泵阀之乡”永嘉县的阿斯泰泵阀公司老板跑路和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现已归案)等。此外，还有宁波唐鹰服饰老板欠债2亿变卖房产携妻儿出走的报告。最近刚刚发生的即是：温州市眼镜行业龙头企业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欠债20多亿元而跑路，他的跑路引发了一系列连环危机，目前整个温州眼镜行业哀鸿遍野，部分互保企业面临倒闭境地，假若危机进一步加重，温州眼镜行业将面临倒闭潮。

　　放眼全国，今年以来因民间高利贷而起的跑路、暴力追债、自杀等恶性事件在浙江、陕西、郑州、江苏、福建、内蒙古包头、鄂尔多斯等地都不绝于耳。

　　那么，为何今年的高利贷崩盘事件这么频繁呢？

　　当然跟中国目前实行的紧缩货币政策有关，去年四季度以来，央行在“稳健货币政策”下，相继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5次加息，银行因严格控制贷款规模，而造成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资金极其紧缺，从而导致民间高利贷盛行。

　　而另一方面，中国融资市场一直处于双轨制状态，体制外的企业融资成本一直很高，低的时候百分之十几，紧张的时候高达20%~30%；而体制内的企业一直享受的基准政策利率的融资成本。在获取银行资金支持方面，市场长期存在着这种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拥有大量现金的国企、上市公司等体制内企业摇身一变成为准金融机构，一方面利用其“官方身份”廉价获得资金，然后转手将资金高价让渡给第三方，坐收高利差，变身为影子银行。据国际媒体报道，差不多有90%的国有企业或多或少地参与了高利贷业务，有些国有上市公司几乎一半的收入都来自于资本收益。

　　这种现象前几年在铁矿石进口过程中，也被不少拥有铁矿石进口权的国有钢铁企业所使用，在铁矿石价格持续走高的环境下，他们将按照长期供应合同而低价购买的铁矿石，转手就按照市场价倒卖给民营钢铁企业而赚取差价。

　　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完成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体制内和体制外企业在融资成本上仍有巨大差别。在决策层的量化紧缩和融资市场的双轨制下，不仅未能显著抑制全社会信用总量的扩张，而且逐步演变成高利贷泛滥成灾的现象，抬高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和通胀压力。(嘉实基金电子商务部 陈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