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政府和国会就“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纠结之际，某些澳大利亚政客和行业组织也趁机向人民币汇率发难。这些跟风者包括澳大利亚独立参议员尼克·色诺芬、澳大利亚工人联合会等，他们模仿美国政客口吻，鼓动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并试图为施行保护主义制造民意基础。

　　这些“操纵汇率”论者声称，中国通过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在对外贸易中获得不正当优势，因而应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他们显然没搞清楚当前澳大利亚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

　　后金融危机时代，矿产品价格飙涨，澳大利亚矿业吸收大量投资，带来澳元汇率飙涨、通胀高企、局部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在上述因素作用下，澳国内制造业、旅游业、建筑业、食品业以及零售业等部门经受了竞争力下滑、原材料涨价和融资成本高涨等压力，导致某些企业亏损、裁员乃至倒闭。

　　在此背景下，炒作所谓“操纵汇率”话题避重就轻，旨在为短期内难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寻求一副“安慰剂”。这与某些美国政客的做派一脉相承。只不过，澳大利亚“操纵汇率”论者的立论基础更加薄弱。

　　来自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双边贸易额突破1053亿澳元(约合1047亿美元)，占澳外贸总额的19.1%。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额为643.6亿澳元(约合640亿美元)，增长34.3%，占其出口总额的22.6%；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额为409.5亿澳元(约合407亿美元)，增长10%，占其进口总额的15.3%。

　　很明显，“操纵汇率”论无法解释澳中贸易蓬勃发展、澳大利亚对华贸易顺差234亿澳元(约合233亿美元)的事实；更无法解释中国对澳经济贡献已远远超越矿业领域，正全面惠及澳诸多经济部门这一事实。

　　若按“操纵汇率”论者开的药方，澳方应对来自中国的商品施加惩罚性关税，这难免会引发贸易战。然而，澳大利亚当真做好与其头号贸易伙伴交恶的准备了吗?它果真愿意放弃对华贸易的巨大利益吗?答案不言自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克莱格·埃莫森近期就多次警告说，某些政客不应基于选举政治动机夸大其词，澳民众应当警惕保护主义论调。

　　澳大利亚制造业等部门经营发生困难的根源在于经济结构性失衡，劳动生产率偏底，成本居高不下等，不进行结构调整，这一局面不会改变。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决定，缺乏竞争力的落后产能必然遭到淘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人民币升值减少中国商品进口并无助于改善澳大利亚相关产业的处境。

　　近年来，澳元汇率飙涨已成为澳出口行业国际竞争力下滑、经营条件恶化的重要因素，给相关行业造成严重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澳方对本币过快升值带来的后果已经有切肤之痛。此外，中澳经济存在高度的互补性和巨大的共同利益，一旦中国经济因人民币过快升值而受到冲击，澳大利亚经济所倚重的能源资源类行业势必遭受重创，后果可想而知，“操纵汇率”论者应当权衡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