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中小企业最近因资金链断裂难以经营，老板有的‘跑路’，有的跳楼自杀，这让人十分震惊——温州企业原来不这样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们凭着他们的敏感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从模仿开始，扎扎实实做实业，被称为“温州模式”。

    “我们应当研究是什么原因使温州的一些企业家变成了今天这样。不是温州企业家不理性，他们依然是理性的，温州企业家像所有人一样，都会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当然，理性的行为不等于健康的行为。温州一些企业家今天的热衷于炒作，倾心于高利贷，是环境使然、是政策使然，是对给定的环境和政策的理性反映。”李义平认为，温州一些企业老板的不健康行为来自于环境的不健康，我们不应当仅仅停留在解决温州企业眼前的问题上，应当有更深刻的反思。

    李义平所说深刻的反思是指对温州出现的问题应当有举一反三的思考。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很多制度性、政策性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特别是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制约和政策制约应当进行更深刻的反思。

    “首先，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平等进入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真谛，只有平等进入才有公平竞争。马克思讲平均利润的形成条件是资本可以在各种产业之间自由流动，然后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形成最佳的产业结构。”李义平告诉记者，时至今日虽然出台了两个“非公经济36条”，但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看得见、摸不着。

    “现在的问题是落实。不能落实的文件还不如没有，不能落实的文件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落实中负有责任的一些部门恰恰是既得利益者，中央政府必须强力推进两个‘非公经济36条’的落实。”

    与此同时，李义平指出，这种不公平还体现在对国有经济有意无意的偏袒上。例如国有经济可以廉价地使用大量资源，包含资本资源和自然资源。世界500强中我国的企业大部分是资源性产业。又如启动内需的四万亿，也都基本是分给了国有企业。四万亿是体制内的，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的，民私营企业是体制外的，四万亿按体制系统分配。更如有的国有企业可以从银行便宜地获得贷款，然后再往外放贷，当“二银行”。

    “国有企业的‘老板’面对危机不会跳楼，因为即使有损失也不是他自己的，是国家的，况且国家对国有企业总有父爱主义的保护。”李义平说，当实体经济不能平等进入，加之成本日益高企，相比之下，各种炒作倒可以获得高利，于是就出现了放高利贷、借高利贷，抵押企业贷款炒作的现象。

    第二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金融体制、金融成分跟不上经济体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按照正常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经济成分就应当有什么样的金融体制、金融成分。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的金融体制、金融成分远远跟不上经济体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和需要，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部门是缺失的。”李义平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金融部门对不起为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民营经济——在金融服务上依然是偏向国有企业的，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给国有企业，没有意识形态障碍，不会有“政治风险”。即使国有企业资不抵债，也可以“债转股”，帮国有企业解脱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