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财经》杂志封面图。

　　只要中国自由派无法同绑架他们的洋奴三炮做切割，那么无论是戴着“公知”、“意见领袖”这样的廉价标签，像祥林嫂一样“哭哭啼啼”，还是像“果粉”一样“怨天怨地怨空气，怨完苏修怨美帝”，自由派的言行都改变不了其在中国百年边缘的可怜历史宿命

　　当然，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而言，对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理性文明对话而言，自由派百年边缘的历史宿命，显然不是件坏事

　　■ 环球财经副社长 彭晓光

　　最近，某个伪自由派洋奴三炮文人，以下三滥手段调侃9·18(注意，这类人可丝毫不敢调侃9·11)，引发网友众怒。对中国所有事件都争相发表看法、追究体制问题、展示“良心”的自由派“公知们”，都如人所料地选择了集体沉默，这就是中国自由派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症状：在被打着“普世价值”幌子的伪自由派洋奴三炮绑架后，中国自由派已经越来越甘心依赖这种绑架。

　　原因在于，中国自由派的“以派取人”、“按立场站队”，对同属所谓“普世阵营”的人，就算再超越道德和智商下限的言论，那也绝不能反对——仅此一点，中国自由派的“自由主义”成色就没法不受人质疑。

　　但是，反国家民族的洋奴三炮，不仅在中国，就是在美欧日这些自由派眼中的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里，也都是可耻的过街老鼠——这些国家都是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当然，中国自由派是绝不敢指责他们“极端民族主义”的)。

　　只要中国自由派无法同绑架他们的洋奴三炮做切割，那么无论是戴着“公知”、“意见领袖”这样的廉价标签，像祥林嫂一样“哭哭啼啼”，还是像“果粉”(指在各军事、历史论坛，对民国时代极度怀念，对国民党极力讴歌赞美的人群)一样“怨天怨地怨空气，怨完苏修怨美帝”，自由派的言行都改变不了其在中国百年边缘的可怜历史宿命。

　　当然，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而言，对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理性文明对话而言，自由派百年边缘的历史宿命，显然不是件坏事。

　　中国自由派与美英精英：

　　仅仅言辞类似但精神实质完全相反

　　表面上看，中国自由派与美英精英似乎都是“普世价值”不离口的同一类人。实质上，他们却是精神上完全相反的两类人。

　　中国自由派的主体是文人知识分子(也有少部分商人)，大多数手无缚鸡之力，对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的本质，只会照搬美英的知识体系去作教条肤浅的解读，相当多的人对国际政治的认识，简直是抱有幼儿园般的天真烂漫态度。

　　中国自由派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他们难以与伪自由派切割，中国也难以产生强硬捍卫国家利益的自由派。

　　而美英的精英，不论是政治家、资本家、军人或学者，其主体首先是世界帝国霸权的缔造者及捍卫者，是世界食物链中的掠食者，他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特选子民”，负有统治世界的天命，为此，战争、间谍、殖民、掠夺都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正义”的。因为自信拥有对“普世价值”的最终解释权，所以奉行“双重标准”时理直气壮毫不脸红。

　　戈尔巴乔夫：

　　有趣的中国自由派与美国的视角比较

　　中国自由派与美国都推崇戈尔巴乔夫，但表象背后却是本质的不同，奥巴马上台后推行的部分战略收缩方针，遭到了美国保守派阵营的坚决反对，他们称奥巴马是“戈尔巴乔夫”、“帝国终结者”，奥巴马阵营的反击是什么呢？是坚称他绝不是“戈尔巴乔夫”，绝不是美利坚帝国的“终结者”。

　　换句话说，中国自由派是希望中国出戈尔巴乔夫，美国精英也是希望中国出戈尔巴乔夫——但却决不允许美国国内出戈尔巴乔夫。

　　同样，中国自由派和美国都希望中国接受“人权高于主权”，但美国自己的主权却绝不容任何挑战，美国至今不加入国际刑事法庭，就是不允许海外犯罪的美国士兵受其审理。

　　所以，任何一个拥有正常国家民族意识的人，是很难同自由派进行对话的(同伪自由派洋奴三炮则是根本无法对话，这点还是有所不同)，反倒是容易同美国人对话，因为对方基本上也拥有正常的国家民族意识。

　　自由派必须认识清楚，别说现在被伪自由派绑架着围攻公众的爱国主义，就是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不够坚决，都是严重“政治不正确”——这不仅在中国，在美国，在世界各国都是最重要的文明法则之一，自由派、伪自由派的很多言行，恰恰是妄图使自己和中国自绝于国际主流文明社会。

　　丧失了坚定的国家民族立场，就是给自己的理论包装再多的漂亮辞藻，也是一文不值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辞藻很漂亮，汪精卫的辞藻也很漂亮(“和平建国”、“我们怎么卖国了，是蒋先生卖国啊，他丢一块国土，我们就收回一块国土”)。

　　否定之否定：

　　三十年来从自由派转化而来的左派与民族主义者

　　自由派在中国从来都不是政府和社会正统的主导意识形态，但他们也曾有过一个小高潮：1980年代开始他们在中国的高校一度占上风，特别是1980年代，那时的大学生是基本没有左派与民族主义者的，要么是自由派右派，要么是风花雪月派或倒腾小买卖派。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批从中国高校毕业的50后、60后、70后、80后(很多人还在国外)，走向自由派的对立面，成为左派或民族主义者呢？

　　第一，正面教员：依托新中国建国后前30年建立的独立的政治、工业、科技与军事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今天已经成为经济规模世界第二的大国，并有望在1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当然，届时综合国力同美国还有不小差距)。

　　第二，国际反面教员：苏联改旗易帜后俄罗斯经济、社会、军事及国际地位的一落千丈；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以及美欧制造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印度的“贫民窟、恒河水民主”。一句话，自由派、伪自由派试图强加给中国的若干标杆，不是倒了就是歪了。

　　第三，国内反面教员：自由派、伪自由派为了对抗不符合他们理论的上述铁的事实，违背逻辑常识与人的智商，拼命吹捧现实中不存在的他们发明的美国西方印度的社会优点，拼命夸大并发明中国的社会问题，使得他们1980年代的所谓“启蒙”变成了今天陈腐落后的“新蒙昧主义”教条。

　　这其中，伪自由派洋奴三炮绑架自由派对公众爱国主义的围攻，对把众多有国家民族意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恶心到自由派的对立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大批从自由派转化的左派与民族主义者，因为经过了“否定之否定”，所以信念坚定，是自觉在平面与网络媒体与自由派、伪自由派论战的主力之一，原因很简单——无法忍受自由派、伪自由派的恶心言论。

　　自由派、伪自由派越是诬称他们是政府雇佣的“五毛”，遭到的打击、反击、嘲讽与“钓鱼”就会越激烈，有年轻网友说“我之所以甘当自带干粮的五毛，就是无法忍受这些右派脑残”。

　　难怪很多人调侃伪自由派洋奴三炮是政府的“卧底无间道”，其任务就是搞垮自由派。

　　有趣的是，有些原来中国体制的拥护者，一旦经过“否定之否定”走向体制对立面后，表现得也很顽固，特别是一些岁数很大的人。

　　自由派、伪自由派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腐败与贫富分化)是他们最好的机会，炒作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制造中国的社会问题，可以使自己走出边缘地带，这完全是痴人说梦。

　　因为今天众多的左派和民族主义者根本不否认中国存在这些问题，但他们坚定地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基于中国国家民族立场；自由派、伪自由派丧失中国立场的理论，只能让中国变得更糟糕，导致戈尔巴乔夫、蒋介石甚至汪精卫式的灾难出现。

　　环球周末娱乐报：

　　“中国自由派良心何在？！”

　　中国的爱国者们，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精神，对自由派、伪自由派的言论表示愤怒，自觉与之论战，既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国际文明准则，光明正大。

　　当然，借力打力，直接把中国自由派、伪自由派洋奴三炮的言论，反用于他们盲目推崇的美国欧洲日本印度等，收到不言而喻的喜剧效果，也是个不坏的选择。

　　自由派媒体的表述，就一个格式化套路，实际只需要看最后一段：

　　中国的任何问题，经过“我们不禁要问”、“良心”、“真相”等过渡，最后的结论就是：“绝对是体制问题”。

　　美国西方的任何问题，经过“万能的自我纠错机制”等过渡，最后的结论就是：“绝对不是体制问题”。

　　受爱国网友们的启发，如果办个“普世”的环球周末娱乐报，可能是这样——参见下页模拟版面。

　　让自由派、伪自由派的言论呈现娱乐化特征是必要的，可以冲淡他们借个案贩卖私货引发的舆论戾气，让政府和公众更真实地认识到中国所取得的进步和所存在的问题，并理性地探索改进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