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济南10月17日电(胡洪林)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研究显示，尽管到2009年中国就已有2.3亿农民工涌入城市，但由于受到户籍制度、观念、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四大障碍影响，众多的农民工依然徘徊在城市边缘，成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游走层。　

　　这项“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研究”课题的主持人杨风博士17日在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城市对农民工的排斥和农民工对城市的文化及行为适应都表明，中国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依然掉漏在城市和农村之外，他们有的在城市长期生活，却没有市民权利；他们在农村无论有地无地，却因长期打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事操作。

　　先后在四川成都和山东济南两个省会城市展开过对农民工城市性融入情况的调查杨风告诉记者，从调查情况看，现存的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城市性融入的第一个障碍。

　　这位济南大学的副教授称，农民工从事的多为城市居民所不愿从事的脏、累、苦、险、毒工作，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几乎没有社会保障，还随时面临失业威胁，产生这些问题的其根源就是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

　　杨风说，“虽然户籍制度的作用在弱化，然而由于就业、社会保险、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社会福利、住房保障等与户籍紧紧捆绑在一起，让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在享受公民权利上遭遇了排斥性，户籍不仅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成本，同时也因其所内含的不平等因素使得进城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甚至带来市民化的中断”。

　　透过调研，杨风认为，来自两个方面的观念障碍也在阻碍中国农民工城市性融入。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在业率大幅提高，物价飞涨，工资收入增长缓慢之时，城市居民埋怨的对象往往便是过去不让进城的农民工。另一方面缘于农民工的自我封闭，在身份认同层面绝大部分农民工还是把自己定位为“农民”，认为自己不过是城市的过客，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

　　“社会资本障碍是阻碍中国农民工城市性融入的第三大障碍”。杨风分析说，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他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建立的那些社会联系大都被远远地抛在了家乡。为了在城市中生存、适应和发展，他们必须学会和城市里的陌生人打交道。而文化程度相对不高，甚至技能短缺的农民工，多数除了老乡的认同，很少有社会群体的联系，限制了城市性融入的可能。

　　杨风认为，从经济适应层面看，农民工工作机会的获得以及收入报酬的高低往往与其人力资本存量成正相关。人力资本存量高的进城农民工不仅容易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较易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和较高的收入，而且其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转变也较快，从而容易融入市民社会。他表示，如果不在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对农民工加以培训指导，提高农民工的文化和技能，人力资本也就成为中国农民工城市性融入的第四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