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之前，亚当·斯密就曾经深刻指出，诚实是最好的商业政策。市场经济的一切交易，本质是一种信用的交易，没有交易双方的互相信任，要么交易不会发生，要么交易的成本会提高。这是市场经济运行了几百年的一个普适的基本常识。

　　然而，这么一个基本的常识，在近十年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却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在商业领域，造假和不守信成了商业竞争的最基本手段。网络欺诈、食品安全以及商业领域的一系列造假行为大行其道，劣币驱逐良币，诚实守信者被逐出了市场。连一些在严苛的市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国际巨头，也“入乡随俗”加入了造假的行列。沃尔玛的绿色猪肉事件，家乐福的价格欺诈事件，这些在其母国断然不会出现的欺诈行为，却在中国能够肆无忌惮地进行，的确令人深思。

　　中国商业领域为什么缺乏基本的信用机制，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不守信比守信更合算。用普通猪肉冒充绿色猪肉，大都不会被发现，即使发现也只是“罚酒三杯”了事；拿人工养殖的鱼冒充野生的，大多情况下消费者也没有专业知识去识别，即使被发现，也只是简单地赔偿而已，一个社会的违法收益远远高于违法成本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隐形的鼓励造假的机制。

　　而造假成本太低，既是一个立法问题，更是一个执法问题。其实，中国的一些立法对于造假行为的惩罚本身并不低，但由于执法者的诚信不足，导致在执法的过程中，法律被打折。执法者收受贿赂，放造假者一马，很少被处罚，这也是一种隐形的鼓励造假的机制，鼓励执法者虚假执法，这是行政体制的问题。

　　市场经济是一个“生人社会”，不是“熟人社会”，这个社会运行流畅的关键在于“信用”。在100多年之前，韦伯曾经发现，商业社会的一些社团起着“社会印章”的作用，加入某一个商业团体，等于获得了一个“信用的印章”，如果某个人造假，也许追究不到他个人，但可以去问责这个社团，这个社团为维护自己的声誉会自行清理门户，很显然，这是一种信用的“连坐”机制。然而今天，中国的很多商业社团并没有起到维护信用的作用，反而使得商业社团成了寻租的工具，加入社团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庇护，这是民间的自行清理机制也不健全。

　　再加上这么多年以来个人和企业征信体系仍然没用建立，整个社会的交易基本是在一个“信用黑幕”中进行，诸如此类的原因，使得信用成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最稀缺的东西。无论对一个国家，一个人，还是一个企业，不诚信的最后结果就是都采取短期化的寻租行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诚信便不会长久，一个企业如果没用诚信，就不会成百年基业。

　　就中国商业诚信的建设而言，更重要的，恐怕是需要政府的管理者提高自身的信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