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感冒”，土地市场就要“打喷嚏”。

　　最近，大江南北关于土地市场的新闻着实不少。广州一个月要推83万平米、挂牌价达224亿的土地；南京“最大土地盛宴”以1幅一次报价、4幅底价成交、1幅流标、5幅延迟出让的尴尬场景落幕；北京刚刚传出西南部房山良乡高教园要推8宗地，西北海淀一块限价房用地就以3家企业报价仅有一家报价超底价涉险过关。

　　发端于去年4月的这一场楼市调控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威力，许多房企可以在营销层面大谈自己的游刃有余，却无法掩饰在土地市场的谨小慎微甚至捉襟见肘。而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却不得不尝试加快土地供应，或者在居住用地遇冷的同时，提高商业金融甚至工业地块在出让结构中的占比。

　　从北京目前已经挂出等待出让的25宗经营性用地看，到开始报价日期但无人报价的地块已经超过10宗，大兴、平谷甚至有地块长达半年无人问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北京土地市场也不乏推迟地块出让时间，甚至下调出让底价的事情。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出让不仅意味着年度供地任务的要求，更直接攸关地方财政这个钱袋子。而在房地产二级市场直接遇冷，土地市场间接受凉的时候，地方政府也在受凉或者亟待预防感冒。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一时间引得全国关注的佛山放松限购的朝令夕改，绝不是简单的部门举动，背后有很多值得深省的地方。而多方迹象也都指向地方政府在楼市调控中的尴尬处境与衍生的诉求。

　　调控需要时间显现出效果，开发商需要抢时间提前应对，包括政府在内的市场主体也需要以时间化解症结和完成博弈。这种症结和死结，诸如开发商不降价卖不动房，降价又面临老业主“维权”；开发商卖不动房子、资金遇紧，收缩拿地，而地方政府又需要完成供地，与此同时还不愿意让渡一部分土地收益；土地供应不出去，又关系着未来楼市供应和地方在房地产链条上的其他收益。而所有这一切的破解，又必须在楼市调控这个大框框里进行。

　　多少人在打喷嚏？又需要谁来开药方？楼市调控至今，待解的命题似乎越来越多。（本报记者 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