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采取哪一种解决办法，或者多管齐下，总要把打车难作为一个民生问题彻底解决。毕竟解民忧是政府的一大职责所在。

　　在北京，打车难已成常态了，黑车已有泛滥之势。拒载、议价、候车时间长等，已对百姓生活带来了较大干扰，令百姓啧有烦言。显然，对打车难不可听任，得有根治之法才好。

　　以前北京的打车环境整体上还是较为宽松，外地一些城市高峰期合用出租车的现象，对于在北京工作的人来说还有点不可思议。近一两年愈演愈烈的打车难，原因值得分析。在出租车总体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出现打车难的原因有二。一是限行等措施的推行和打车需求人数的正常增长，形成一个剪刀差，使出租车供不应求加剧。二是在油费居高不下、高峰期堵车、恶劣天气等因素作用下，不少司机选择放弃在宝贵的时间内做效率低下的事情，宁可闲着也不出车。

　　显然，在这两大因素影响下，光要求出租车提高服务质量、不得拒载，甚至对出租车司机进行严惩以迫其就范，很难有实际效果。说到底，这都是供求市场作用的结果，单纯的行政手段应对必然乏力，要根治，还是要用市场的办法去解决。

　　首先是经济激励。或降低出租车司机上交公司的份子钱，或增加对出租车司机的补贴等，或者采取其他经济刺激手段，总之是要弥补司机的经济损失，以增加司机全天候出车的基本动力。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对那些服务质量不好、有违规行为的出租车司机予以严惩，方能奏效。

　　其次是新车投放。限行等政策效应带来的打车需求是刚性需求。这个需求的总量到底是多少，可以进行科学调查。把调查的结果作为新车投放出租车市场的决策依据，以在总体上实现供需平衡。同时，增加公交车运力等也是一个必要的辅助之举。

　　从根本上说，则是推进出租车经营体制改革。何不改革现有公司经营体制，变成个体经营模式，由政府直接对个体经营者进行规范和监管，由市场之手直接调节供需，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供需平衡，解决打车难。这种模式的难点在于，一是打破出租公司的利益壁垒将相当困难，改革的阻力极大；二是政府如何对个体经营者进行有效监管是一个新课题。

　　百姓打车难决非小事，亲身体验一下，或更能体味百姓生活的不易，那种着急打车接孩子放学、去与朋友会面、去约定时间地点办事却往往一个小时干耗的滋味可真难受。不管是采取哪一种解决办法，总要把打车难作为一个民生问题彻底解决。毕竟解民忧是政府的一大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