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光明日报》报道，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在湖北省滨湖村，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

　　这种严重的土地撂荒现象并不自今日始，长期以来，农民进城打工已经是普遍现象，以至于全村除了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再也没有青壮年。

　　该报道称，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显示，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即平均每天有近20个行政村在消失。

　　无论是耕地撂荒，还是规划用地的闲置，都是资源的极大浪费！尤其是我国人均土地资源短缺，更需要珍视土地和粮食。

　　土地撂荒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副产品。20多年来，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工业化相适应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快，以人口计算的城市化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推进，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规模和速度。到2010年，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7.5%。这其实还不包括户口尚在农村的进城农民。正所谓社会发展，乘除加减。进城的人增加了，行政村减少是必然结果；农村失去了劳动力，土地闲置撂荒似乎也是必然现象。

　　弃农打工是农民兄弟的理性选择。作为农民，谁不向往“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舒适生活？并不是外面的世界多精彩，也不是城里的生活多丰富，如果在家种地一年能有接近两万元的净收入，好多农民兄弟是不愿意常年漂泊在外，过妻离子散的日子的。

　　新一代农民工返乡意愿低。新一代农民工对于故乡的风物人情早已淡漠，他们有不少是失地农民，更不可能回去耕种父辈撂荒的土地。人社部数据显示，去年外出和在本地从事非农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2.4亿，其中外出农民工由2005年的9809万增至1.5亿，在城市里从事苦脏累险工作的70%以上都是农民工。有研究资料显示，我国失地农民约4000万。新生代农民工中，16～25岁的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晓梧甚至反对为“农民工”贴标签，认为“任何固化农民工身份的做法在方向上都是错误的！”

　　最后，解决土地撂荒需要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撂荒问题，必须解决种地的收益问题。在现有的生产方式下，种地收益递减严重。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解决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问题。

　　生产关系方面，需要通过解决土地承包的流转制度，允许土地在公有制前提下实现承包转让，形成稳定的租约关系，让承包者敢于在稳定的租约期内，在大面积承包的范围内，实施大规模投入。这是实现农业大生产和产业化的制度条件。

　　有了制度保证，在生产力方面就可以加大投入，通过机械化、电气化和集约化的耕作管理方式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东北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鼓励、支持农民大规模投入生产工具，大面积承包土地，即使单产不增加，一个家庭的年收入也完全能够超过城里人的工作收入，更大大超过进城打工者的收入。如果政府进一步把农副产品的流通体制和市场信息体系建设起来，农民的务农收益会大大提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撂荒问题。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只要我们能够从制度上保住18亿亩耕地不被侵占，不被撂荒，我们就保住了农业的根基。

　　真实的乡村

　　如果不算留守儿童，村里常住的劳动力里，最年轻的是一对46岁的夫妇。

　　——河北省崇礼县狮子沟乡西毛克岭村

　　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

　　——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针对2749个村庄的调查结果。5年过去了，情况更为严重。

　　上世纪90年代全乡小学生最多时约有800名，2007年减少为200名左右，2009年减少为90名左右。

　　——山西省永和县坡头乡

　　没有干旱和病虫害的前提下，种植一亩双季稻，最多收获1500斤，市场价不到1800元，相当于外出务工一个月的收入。

　　——湖北省滨湖村

　　（据光明日报公开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