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已有29个省市区发布了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与去年同期相比，23个省份GDP同比增幅放缓。

　　作为“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地方政府都主动调低了GDP增速，各省GDP增速放缓符合实际规划，体现了各省开始淡化GDP增长速度，将重点落实到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此外，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财政批准的项目也在压缩，这就在投资上有一定程度的缩减，再加上世界经济不确定的因素还没有摆脱，综合因素使GDP增速适度下降。

　　目前，中国有占世界20%的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正进入到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所言，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都孕育着巨大的国内需求。到2030年，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能达到1.6万美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相当于增加15个现在的韩国。很难想象，这样的增长如何在由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下实现。值得欣喜的是，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郑重回应，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

　　根据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制度等全要素在1985年到2005年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实证研究，1985－2005年制度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只在0.2左右的水平，并且呈现出巨大的波动。

　　其中，1985年－1989年，除资本占主导地位之外，制度的贡献处于较高状态；1990年－1998年，资本和劳动成为绝对主力，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呈现出副作用；直至1998年－2005年，制度才慢慢发挥出正向作用。

　　这个研究正好揭示了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活跃，农村经济充满活力，而上世纪90年代由于各项制度制定和落实的滞后，使得制度作用表现出负面效果。更何况，自次贷危机以来，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也进入瓶颈状态。

　　我们一直在提经济转型，但所有转型都只是在修修补补。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经过30多年的开放，我们建立起了强大的进出口贸易部门，但这是以全国资源向外贸部门集中的代价换来的，其结果一方面使得中国外贸过于强势，影响了整个产业结构布局，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密集性产业限制了劳动者福利待遇的提高。因此，要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就要推动体制改革，即在法治化、限制政府权力、打破特殊利益集团、反垄断、民主化等方面切实推进，从制度上改变目前政府在整个社会财富分配过大的局面，从而推动居民等非私人部门收入的增长。(《国际金融报》周子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