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履新以来在公开场合似乎对于股市以外的话题更感兴趣。在日前参加一行业峰会做主旨演讲时，郭树清指出农民工在城市依然缺少国民待遇。“来自农村地区的生产要素，往往被贴上了一个特殊的身份标志，例如农民工、农村建设用地，其交换关系是不平等的。城镇定居的农村居民，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前，承受着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不能享受市民的工资、就业条件、教育、社保、住房等福利；另一方面，他还要省吃俭用，供养在农村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并把挣的钱拿到农村盖注定会空置的房屋。”

　　农民工确实是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特有名词，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身份是农民，工作是工人，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导致了城市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占尽优势，形成了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的“二元”局面。

　　关于农民工问题，观点不外乎是三种：第一种还是因循着农民工“离土不离乡”的思路，这样既提供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口，成就了“人口红利”，同时也不会增加财政困难；第二种主张让农民工留在城市，打破户籍限制，这样的话“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第三种则是强调用发展的眼光解决现实的问题，努力在现实的基础上一步步改善环境，最终让农民工成为城市稳定的产业工人，也就是市民。

　　农民工政策虽然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显然不可能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安排。尽管城乡差别提供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一种方法，其所导致的消费力低迷，资源配置不畅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更不用说其所带来的歧视和不公问题。但如果一下子打破城乡之间的藩篱，似乎更多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虽然中国的财政收入节节攀升，但是基于庞大人口的现实，社会福利制度首先注重的是广覆盖、低保障这样一种目标，因此财政困难使得给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以国民待遇似乎不具备政策的可操作性。

　　既不能抱着“存在即是合理”的心态，也不能幻想着一步到位解决问题，能够选择的也只能是第三种，采用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思维，可以由地方因地制宜，从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发，探索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模式。比如广东省正在研究和试验的农民工落户城市的“积分制”，而重庆方面自去年就表示计划在两年内给300万在重庆工作10年以上的农民工解决城市户籍，并再用10年时间以每年20万人的速度解决200万农民工子女城市户籍。

　　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发展势必将更多地依靠内需消费，而城乡“二元”体制，都将极大地制约消费的释放，同时也影响市场机制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因此，农民工问题，可以渐进式的改，试验性的改，但不能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