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谈判15年全幅图景应该是一幅三维画面，这三个维度由谈判、发展与改革组成，缺一不可。如果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视为一场战役，那么，中国入世前后而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化解金融风险、降低不良资产、稳步推进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开放，就是另外一场更重大的战役。经过这场战役，中国银行（601988）业从“技术上破产”，走上世界崛起。这一场重大战役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在以中央银行为主导、国有银行为基础、多种金融机构组成的全国金融体系中进行的。1995年6月到2002年底戴相龙任央行行长，是这一场战役的重要参谋，也是坚定执行党和国家重要决策的部门领导人。

　　戴相龙是一个有着特殊经历并有重要影响的中国金融界和地方政府领导人，现在掌管9000亿元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我第一次采访戴相龙是在1995年6月，是他刚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时候，文章刊登在《瞭望》周刊第20期上，受到各方一致好评，题目是“金融形势与金融改革”。那时戴相龙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严谨与专业。在他卸任天津市长，回京任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时，我曾写过有关他在天津工作受到市民赞扬的报道，被他谦虚地劝阻发表。戴相龙在中国宏观金融调控、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两个重要的角色：一是中央有关金融决策的参谋，二是国家重大金融决策的坚定执行人。

　　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整个谈判过程中，金融问题成为留在最后的几个难点问题之一，因为在谈判的背后，只有在极小的决策圈子内才知晓中国的金融风险究竟有多大。如以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导火索的泰国为例，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为7.9%，受到严重冲击的马来西亚为6.4%，印度尼西亚为17%，而中国银行业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之高世界罕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按照四级分类为30%，按照五级分类则高达40%以上。在与美国完成双边谈判的1999年的那个时间点上，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上升到38%，即使到了2001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时候，实际上四大银行总体上仍然处于资不抵债。有外国专家称，中国距离系统性金融危机“只差一根导火索”，因为整个中国金融系统实际上已经处于“技术上的破产状态”。

　　中国入世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美丽的画卷：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都经过股份制改造成为上市银行，全球银行上市公司排名的前三位都是中国的银行，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中国的金融资产总值排位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占到世界的1/3，国家对外金融净债权已经达到2万亿美元，是世界上第一大的净债权国。中国金融业已经在世界崛起。

　　极为脆弱的中国金融体系，在十多年前到底经历什么样的努力才有了今天？戴相龙向我讲述了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背景和重要决策形成过程。戴相龙向我反复讲，1997、2002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认真评估了当时中国金融业严峻形势，正确制定了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稳步促进金融开放的方针和一系列政策，并在全国坚定执行。上列会议，在化解金融风险，为我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后提高我国金融业竞争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6年8月5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戴河召开有关会议，听取戴相龙有关中国金融业风险的汇报。当时戴相龙的判断是，风险的程度虽还不至于产生全国性的金融风暴，但是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有可能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进而影响到改革与开放大局。这一判断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并被纳入了中央要研究的紧迫课题。1997年2月19日，江泽民总书记召集有关会议，专题研究化解中国金融风险的措施。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提出，召开一次高层领导人会议，把金融风险告诉全党的高级干部，制定和落实整顿金融秩序和推进金融改革的措施。

　　在筹备召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前夕，国内外发生两件重要的事件：一是以某市为代表，国内出现多处区域性存款挤兑事件，二是1997年7月从泰国开始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些都促使中央加大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力度。1997年11月17日到19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省、部长参加会议，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作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后，提出十四项措施，重点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了对全国金融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对银行、证券、保险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提出“国有商业银行要力争在三年内使不良信贷资产比例每年下降二至三个百分点。”2002年2月份，党中央、国务院再次召开同等规格的会议，这次会议提出“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这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以后一系列会议，对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和开放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

　　尽管采取各种整顿措施，不良贷款率仍从1994年的20%上升到1999年的38%。不良贷款数额大、比例高，除了银行内部管理十分薄弱、信贷资产质量划分标准提高外，主要是因为银行一直承担“二财政”职能，后来又承担了国有企业破产的成本。如果国家不采取救助措施，这些银行的改革也很难进行。在一段时期内，一场连续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国家救助银行的行动开始实施，目标是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

　　戴相龙向我讲述了国家救助的几段往事。1998年戴相龙向朱镕基总理建议，用发行特别国债为国有商业银行充实资本金，得到了他的同意和有关部门支持。当年2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财政部向四家商业银行发行了特别国债，为相关银行补充2700亿元资本金。1999年5月，国务院决定先后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剥离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不良资产约1.4万亿元，使不良贷款率从38%下降到28%。到2001年底，四大银行总体计算仍处于资不抵债。2002年初人民银行曾建议是否再一次为其剥离不良贷款，后因条件不具备没有深入论证。2003年3月，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后，又通过汇金投资公司，先后动用约800亿美元，为国家国有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充实资本金。通过中央银行再贷款和中央财政支持方式，国家又一次为四家银行剥离近1.8万亿不良资产。此后，才有我们看到的不良贷款率迅速下降的情形。到2010年，全国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率降至1.14%，资本充足率已升至12.2%，资本利润率达到17.5%，工行、中行、建行上市5年，农行上市一年，共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交纳所得税近4000亿元。中国政府对国家银行及时、有限、规范化救助，不但化解了历史积累的金融风险，也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开放创造了条件，为国际社会化解金融风险积累了经验。

　　引导受访者开口说话是记者完成采访的第一要务，戴相龙不接受引导，也很难让他“开口说话”。事实证明，在没有原始记录或者文献的情况下他是不会张口就来的。为了这个采访，我在社保基金会他的办公室与他见了三次面：第一次是他主导为后来的采访搭建“对话”框架，尽管我有自己的采访提纲，他送给我三本书，包括《戴相龙金融文集》；第二次见面是进一步与我协商完善框架，戴相龙拿出准备好的两万字书面材料供我参考，很多材料是从他过去工作日记中搜集的；直到第三次见面他才有选择性地开口说话，谈话的范围都是围绕着他所搭建的对话框架。严格的说，被受访者如此安排的采访我还是第一次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