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之前，中国最担心的就是农业问题，在入世过程中谈判进行得也最艰难。

　　入世十年，中国一直在农业市场开放和粮食安全保障之间寻找着平衡点；面对十年的“得”与“失”，“功”与“过”，目前国内各界的分歧依然很大。

　　粮油行业是整个农业的缩影。

　　穆彦魁，现任益海嘉里集团副董事长。

　　“快一辈子了，我没有离开过粮油行业。”这是穆彦魁面对采访吐出的第一句话，里面蕴含了太多感慨。

　　“我上学学的就是粮油，先是粮食专业，然后是会计统计，再是粮油、油脂加工，出来工作以后还在这个行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体制内企业到体制外我也都做过。”他说，“其中的每一个阶段我都清清楚楚。”

　　要弄明白中国粮油业的发展历程，穆彦魁是当之无愧的见证者。

　　跳槽

　　粮油属于开放得比较晚的行业，穆彦魁说：“我1992年参加工作，那时候正好油脂退出政府系列，我从粮食局到河北省粮油集团，这家公司开始自负盈亏。”那时，各行业都是计划的东西越来越少，更多地参与到市场里。

　　穆彦魁离开河北省粮油集团是在2000年。“我与现在的老板郭孔丰先生很早之前就相识。”穆彦魁说，“1999年，郭孔丰计划在中国建厂，邀请我加入。”

　　那时中国很穷，但郭孔丰看到，中国一开放，人总会富裕起来。他那时总是在说人口比例，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达到马来西亚的一半会怎样，达到日本的一半又会怎样。甚至现在，他还在说十年二十年后，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美国一样会怎样。通过这样的对比，就知道一定要在中国建厂。

　　“我也感觉当时是个很好的时机。”穆彦魁说，“那时中国也非常希望引进外资。感觉各个层面上都有这样的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相当的鼓励。”

　　两次冲击

　　2001年，中国加入WTO。此后十年中，外资威胁的讨论两次在中国展开，导火索都是农业问题，作为一个涉足最深、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外资粮油企业——益海嘉里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舆论对外资粮油企业的警惕始于2004年的“大豆危机”之后。

　　当时，中国的大豆贸易商向媒体和行业机构投诉，他们在进行大豆贸易的过程中，遭到外国合作伙伴的暗算，亏损严重，不得不把大批油脂压榨企业出售给外资企业。这次危机被描述为外资试图控制中国大豆产业的“阴谋”。

　　“后来，我们仔细考虑，那应该是粮油行业的第一次大洗牌。”穆彦魁说。

　　据穆彦魁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期间粮油企业发展得相当好。他回忆：“我记得当时一家粮油企业的董事长跟我讲，他建一个厂，半年就能收回投资。但企业的规模做大了之后，经营的风险控制就成为关键。那一波倒下去的民营企业大多数都是这个环节没有做好，也没有这个经验。”

　　很多年，这个市场的原料价格、产品价格都是稳步提高的，因为市场在涨，很自然地就赚了。但是2004年，价格突然直线下降，涨了几年的价格在两个月内一落千丈，很多人把几年赚的钱一下子就赔没了。在穆彦魁看来，那年的大跌，主要是基金炒作的因素，他们对市场的掌控能力远远超过益海嘉里这些实体企业。穆彦魁说那时外资企业也在亏：“当时我在秦皇岛当老总，一船就亏六七千万元。”

　　尽管民族主义情绪在国内粮油市场日益蔓延，但是这次事件却最终不了了之。社会公众对于大豆和农业的关注还不如今日之强烈。

　　2008年，环境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随着外资粮油企业在中国的迅速壮大与扩张，粮食安全问题引发空前的关注，并在粮价上涨最猛烈的时候达到顶峰。“阴谋论”也再次成为一种流行的解释：粮油价格上涨，是有人故意操纵。

　　一些业内人士乃至知名专家称，跨国粮油加工和贸易企业垄断了全球农产品市场，借助这种垄断力量操纵价格的涨跌，从而为自己谋取暴利。

　　“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部分政府官员、大型粮油央企、地方粮油企业,再到媒体、评论家，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空前一致。”穆彦魁说。

　　最初的限制来自发改委。2008年9月3日，发改委出台了《促进大豆加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提出要扶持民族大豆加工企业，并且还规定，单个大豆油脂加工企业（集团）实际大豆年加工量达到全国总量15%以上，原则上不再准予其新建和扩建大豆油脂加工项目，矛头所指正是益海嘉里等外资粮油企业。

　　紧接着，在中国政府大规模开展的粮食和油料作物托市收购中，外资被排除在政府补贴的名单之外。

　　穆彦魁说：“在受补贴的100多家企业的名录里并没有一家外资企业，当然也没有一家益海嘉里的公司。”

　　知情人士透露，郭孔丰甚至一度怀疑中国的大政方针要变，从而萌生退意。

　　2010年5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包括商务部、发改委在内的各个部委密集出台了相关鼓励政策措施，为外商投资营造良好的环境。

　　“这使得他又安心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穆彦魁说，“不过，集团上下都意识到，原来的快速扩张恐怕是要告一段落了。要在中国实现稳健的发展，就必须转型。”

　　十年成就，十年“慌”

　　“十年来中国农业一直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增加进口，有可能会冲击国内市场；减少进口，则难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如是说。

　　十年，粮食生产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连续7年增产，总产连续4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农民人均收入连续迈上3000元、4000元、5000元台阶，农村改革逐步深化。

　　十年，中国的农产品贸易总额由2001年的279.2亿美元发展到2010年的1219.6亿美元，增长3.4倍。进口由118.5亿美元增长到725.5亿美元，年均增幅22.3%；出口由160.7亿美元增长到494.1亿美元，年均增幅13.3%。

　　这样一份成绩单，“毁誉参半”。

　　程国强说：“我们要看到，通过适度进口国外资源性农产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农业资源短缺的压力，并由此形成了服务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产品贸易战略。”

　　但也有不同认识，如有人认为大豆等个别农产品进口过度，对国内生产冲击严重，导致大豆行业集体“沦陷”；也有人认为国内种业、大豆压榨加工行业面临外资垄断，农业产业安全存在严重隐患。农业部农产品贸易促进中心主任倪洪兴发出预警：“进口大幅增长在满足国内需求、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的同时，也对中国农业发展带来挑战。”

　　他说：“我们利用国际市场时，缺乏有效的政策调控，而且在入世的时候我们把承诺的空间放得太多了。”目前农产品关税削减幅度达72%，现有关税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取消了所有形式的出口补贴。“可以说我国农业承诺远高于其他WTO成员。”

　　前途未卜

　　穆彦魁说：“2008年以来的益海嘉里，转型的路径清晰而明确，就是多元化、寻求内资身份和转变发展方式。”

　　这样的战略部署能否保障益海嘉里再赢来下一个黄金二十年？目前看来，变数依然很大。

　　国际上来讲,多哈谈判扑朔迷离、生死未卜；国内来看，针对农业的政策、方向同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倪洪兴为代表的官员、专家认为，入世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更加方便，外资的进入也确实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但作为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特别是粮食，必须立足国内基本自给。

　　他提出，农业不可能像工业一样能够集中利用技术、资金来提高生产率。中国的农业土地决定了小规模，现在农村的劳动力外出打工，没有任何保障，他们还是不能轻易放弃土地，可以说在中国土地承载着一系列的责任。

　　所以倪洪兴说：“在下一步的多哈谈判中，一定要将非贸易因素、小农生计的因素和农村发展的因素充分考虑进去。发展中国家需要合理的保护。”

　　回首入世十年，程国强认为，目前需要反思的是，“现在是我们过多地注重、讨论农产品进口限制、贸易保护，而没有统筹管理农业产前、产中与产后相关产业开放的可能风险，农业产业安全管理是存在一定隐患的。”

　　可以想象，今后的十年、二十年，中国农业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斌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