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有能够承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心态，如果还在为保增长而延误了经济转型的时机，那才是最大的风险成本。

　　三季度外储缩水，10月份外汇占款首现4年来的负增长以及刚刚11月汇丰制造业PMI初值跌落至荣枯分水岭之下，并创32个月低位，近来一系列宏观数据下行风险加大也使中国经济感到了阵阵寒意，而“保增长”似乎又回到人们的视线当中并成为当前最重要的话题。

　　其实，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几十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并不是一种常态。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国刺激政策逐步淡出和由此带来的需求因素变化，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有其内在合理性，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正步入一个临界点，并开始步入到一个经济逐步减速的发展阶段。

　　从外部大环境来看，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为贸易复苏蒙上了阴影，全球贸易流量总体出现下滑态势。世贸组织也将2011年全球出口增长预期从此前估计的6.5%降至5.8%，现在，外围的冲击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已经体现在逐级回落的态势上。

　　未来几年内，发达国家债台高筑仍将是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隐患，中国如何尽快摆脱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才是更重要的挑战。

　　而从内部环境看，“增长下行，成本上行”将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年均计划目标分别是8%、7%和7.5%，最终实际年均增速分别达8.6%、9.8%和11.2%，均较原先目标有一定超越，而这种高增长也让中国承受各种高风险的代价。

　　在这样的“加快增长”目标框架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出口依赖、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上限，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

　　高增长透支了发展红利，随着红利的衰减，潜在增长率已经开始下行。潜在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或者说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而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供给要素正在发生改变。

　　要素价格总水平的上涨会深刻改变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和增长速率。事实上，生产要素价格低估是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经济内外失衡和产业结构低级化的症结所在。中国以其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和较好的产业配套体系克服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的价值洼地。然而，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以及环境、资源等遭遇瓶颈，意味着中国生产要素价格重估的开始，中国低成本的优势将逐步消失。如果中国不能真正建立起国家的创新基础，又无法与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竞争，将会导致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优势的双重流失，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挑战。

　　中国经济无近虑有远忧，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效应”正开始逐步凸显，中国必须有能够承受增速放缓的心态和适应性，然而，如果中国经济还在单纯为保增长而不计代价，并延误了经济转型的时机，那才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成本。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