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距】(2000年—2010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图表制作：蒋云龙

【地区差距】(2011年1、2季度))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图表制作：蒋云龙

【行业差距】(2010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图表制作：蒋云龙

　　【核心阅读】

　　对于收入差距扩大，要理性和辩证地看待。

　　现阶段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是国家发展进步中的问题。收入差距的扩大，源于分配格局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贫富差距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要想彻底解决也并非一日之功。但是，必须目标明确，方向准确，让收入差距回到合理的区间。

　　如果我们社保体系更加完善，看病、养老、住房、教育后顾无忧，这种不安情绪会有所缓解，对于收入的不公平感也不会那么集中和强烈。

　　【网友说话】

　　许世可：老百姓不仇富，百姓恨的是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甚至贪赃枉法等所谓先富起来的人。收入差距本属正常，不可能一刀切。百姓懂得这些道理，只是不劳而获给诚实劳动致富留下阴霾。社会呼唤诚信，尤其诚信劳动，消除部分为富不仁的祸害，让百姓少些纠结，先富一定能够带动后富，共同富裕自然实现。

　　不老林：最稳定的社会类型是橄榄型或倒U型。如果一个社会原本人数最多的中等收入阶层，除了一小部分能往上挤入少数的高收入阶层，其他大多数沦为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原本的中间阶层凹陷下去，变得很小；于是，社会像个被拉开的“M”字。这种社会只能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lianft:收入有差距是正常、合理的。差距几十倍、上百倍是不合理的。凭借权力、关系维持的高工资是不合理的。隐性收入无监控、不透明是不合理的。

　　摘编自人民网强国论坛

　　【微博议政】

　　@嘉昌：收入差距成为热议话题，实质不在差距大小而在差距是怎么来的。人们不会抱怨比尔·盖茨或乔布斯与自己收入的悬殊，但对一些人靠垄断资源、靠出租公权、靠违法乱纪而日进斗金、骄奢淫逸，与为事业操劳、为工作忙碌、为生活奔波的广大群众的菲薄收入形成的差距，人心能平吗？

　　@贺铿：有人问，对当今贫富分化如何看？还会加剧吗？我认为，不下大力气调整，社会不可能真正和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是一句空话！很高兴看到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提出了“两个同步”，正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保障水平，尽管力度还有待提高，但是今后至少不会加剧贫富分化。

　　@陈宏。blog:缩小收入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是调整分配格局的当务之急。当前，要加快推进工资立法，改革垄断行业，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收入分配的公开透明度，体现社会公平，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摘编自人民网人民微博

　　一问

　　收入差距究竟差在哪？

　　编辑：在您看来，收入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郑功成：收入差距的产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个人先天的禀赋与后天培养的能力会存在差异，提供劳动的价值就会有所不同，在此基础上获得的报酬自然不尽相同。

　　二是人生机会的差别。每个人获得工作的机会不同，收入水准也会不同。如同样一位教授，在香港找一份教职所获得报酬就比在北京的高。但能不能找到那份收入更高的工作，这与求职机会和双向选择有直接关系。机会虽然总是给有准备的人，但有准备的人并不必然有同等的机会。

　　三是分配制度的差异。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分配制度，会明显影响到收入分配格局。公正的收入分配体制，有可能弥补由于个人禀赋差异或者机会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而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则会放大这种差距。

　　编辑：近年来，我国的收入差距持续呈现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如何产生的？

　　郑功成：对于收入差距扩大这个问题，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待。

　　一方面，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是以共同贫穷为时代背景的，也是在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普遍得到改善的前提下出现的，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因此，收入差距的出现首先应当看成是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结果，它揭示了从共同贫穷走向共同富裕必然要经历一个贫富差距过程的发展规律。

　　另一方面，以效率为准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而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某些生产要素禀赋差的个体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甚至陷入贫困；加上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渐进改革发展的道路，不同地区改革开放进程不一，不同群体获得的政策支持也有差异，带来的发展机会也不同。因此，现阶段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应当是国家发展进步中的问题。

　　当然，一定的收入差距出现的合理性，并不能掩盖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些应当避免或者应当矫治的原因，即收入分配格局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

　　比如，近30年来，由于当初资本极度短缺而劳动力似乎可以无限供给，很自然地形成了重视招商引资和轻视劳工权益的倾向，明显存在着强资本、弱劳工的状况，劳动者所得长期偏低，劳动报酬占GDP之比明显偏低。

　　再比如，由于一些政策原因的影响，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明显不合理，垄断行业收入高，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收入差别过大。更不要说贪腐等违法现象、回扣等灰色收入，以及那种依靠掠夺资源、制假售假致富的现象。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差距。

　　二问

　　所有差距都不该存在吗？

　　编辑：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倡导的是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而这样的导向在相当程度上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应该如何看待收入差距的存在？

　　郑功成：因为有个人禀赋、发展机会不同等因素的存在，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下，有收入差距都是正常的。合理的收入差距还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根据人的能力与贡献大小支付有差别的报酬，应当是一种可以激发劳动者向上竞争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正向机制。比如按劳分配的实施，奖金和薪酬制度的推行，就会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收入差距，其实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我认为，对于因个人禀赋、能力、贡献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是应该鼓励和保护的。

　　但是，有一部分收入差距，是依赖权力的寻租、垄断地位取得的，这样的收入差距，不仅影响经济增长的效率，也会带来不公平。

　　我们所倡导的缩小差距，针对的是差距过大和不合理的差距，我们要纠正的是失范的、不公正的分配制度导致的收入差距。比如，损人利己、非法所得、贪污腐败、坑蒙拐骗等导致的收入差距，就应当坚决杜绝。

　　编辑：缩小收入差距，您觉得抓手在哪里呢？

　　郑功成：从历史的、辩证的视角出发，今天的收入差距问题，是以往三十多年渐进改革与政策倾斜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并非一日之寒，要想彻底解决也绝非一日之功。所以，对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也不能期望一招奏效或者可以采取单项措施毕其功于一役，它同样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初次分配领域的利益调整，只能渐进。但是必须明确目标，找准方向，让收入差距回到合理的区间、可容忍的程度。

　　比如，我们曾经在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报告和专门的收入分配改革报告中，都期望到2015年时能够遏制基尼系数持续攀升的势头并降低到0.45，到2020年应当努力将基尼系数下降到0.4，以后再逐步降低，至少要有这样一个清晰的目标。

　　至于具体的做法，应该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同时发力，采取“中医”与“西医”相结合的疗法。

　　其中，对初次分配失衡格局的调整不能急于求成，宜行“抽丝祛病”的“中医”疗法，在明确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所得合理比例的目标条件下，提高就业质量并确保工资正常增长，同时用工资、社会保险、职业福利三位一体的新的薪酬体系替代当前只关注工资甚至只关注最低工资的现象，运用多种措施逐渐提高劳动者报酬。

　　在再分配领域，步子可以快一些，力度还可以大一些，宜采取“外科手术式”的“西医”疗法，加快财税改革步伐，提高公共资源对民生福利的投入比重，尽可能地将政府的财政资源、国企收益、土地收益等反馈于民，切实提高对民生福利的投入力度，通过转移支付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三问

　　我们为什么觉得不公平？

　　编辑：现在公众对于收入的不公平感真的如此强烈吗？什么样人群的不公平感会更加强烈呢？

　　郑功成：最近这些年，我们持续在做这方面的调研，结果很有意思。

　　在2007年的调查中，党政机关、私营业主、企业员工都觉得收入不公平，只有农民认为收入比较公平。而去年5月，我们在广东进行的收入分配调查中发现，只有中小学老师认为收入比较公平，党政机关、私营业主、企业员工继续觉得不公平，而农民也觉得不公平了。

　　分析其中原因，2007年的调查中农民觉得公平，可能是因为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并开始实行补贴政策，义务教育变成了免费教育，农村五保户实现了财政供养，农民的收入确实得到了改善。而2010年广东中小学教师觉得公平，是因为2009年后实施了绩效工资，教师们的收入确实得到了改善。

　　不管原因如何，我们得到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是：对收入分配持不公平感者比较广泛。

　　编辑：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公平感是如何产生的？是对自己的劳动价值缺乏充分评估和判断，还是不公平程度真的如此严重？

　　郑功成：导致人们感觉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来源也是很复杂的。我大致分析过，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是收入分配确实存在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低收入群体有失落感。

　　第二，现行分配制度并不公平，没有实现劳有所值。我一直都倡导，保证劳有所得是第一步，实现劳有所值才合理，即获得的收入应当与劳动价值相匹配；最后应当实现劳能共享，即通过劳动不仅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还能够参与企业收益的分享。显然，我们还没有真正实现劳有所值，在一些地方甚至劳有所得都还没有完全实现，拖欠工资现象就是典型例证。

　　第三，收入分配的失范现象并不罕见。收入分配不透明，灰色收入仍然存在，在这种不透明的收入分配机制的影响下，人们总觉得别人可能有别的收入渠道，收入比我更高。这就是一部分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收入并不低的人也觉得自己遭遇了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

　　第四，缺乏稳定的安全预期，它带来不安和焦虑的情绪，放大了对于收入状况的不满。一方面，我们的工资缺乏正常的增长机制，很多人都无法预期在一段时期之后，收入是不是能够得到增长，生活是不是能因此得到明显改善。对收入增长缺乏信心，直接导致了焦虑的情绪。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人们后顾之忧颇多，也加重了不安全感。如果我们有完善的社保体系，看病、养老没有后顾之忧，买不起房的人能够获得稳定的保障性住房，这种不安与焦虑情绪就一定会明显缓解，对于收入的不公平感也不会那么集中和强烈。(对话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本报编辑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