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并把它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之一。可以这样理解，这将成为中国未来30年从国富到民富转型的起点。

　　中等收入者是消费主体，但这些年来，国内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缓慢，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拉动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拖了后腿。老百姓收入的大部分来自于劳动收入，反映劳动收入的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处于下降态势，从1980年的17%下降到2008年的11.2%，说白了，老百姓的钱不多，舍不得花钱。因此，要转变到扩大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其核心就是要转变到以中等收入者为主力的居民消费上来。一旦老百姓有钱了，舍得花钱，敢花钱，这种释放出来的居民消费潜力，足够支撑我国未来10-20年经济年均8%的增速。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既要有“加法”，又要有“减法”。

　　“加法”主要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老百姓的收入追得上甚至超过物价的上涨，让老百姓敢花钱，有钱花。还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使大量低收入者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中来。要注意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低收入者跻身到中等收入者行列中来。

　　“减法”，主要是减税减负，分配时政府少拿些，让利于民，尤其在初次分配时，降低税收，使企业获利空间较大，能够承担劳动力成本上升，又无需转嫁给消费者。事实上，国家财政收入猛增，减税空间很大。与此同时，加大对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产品的投入，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使其再也不必为教育、医疗、养老等拼命攒钱。当下，老百姓的税负是较重的，社会保障不到位，以至于家庭成员一人得大病，全家赤贫的现象比比皆是。企业工人与公务员在退休金上相差悬殊，这个差距不消除，大多数人自然长期与“中等收入者”无缘。欧债危机以来，一些人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这些国家的高福利上，并提出我国需要防止高福利风险。其实，中国的实际不是福利太高了，而是低了。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不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风险，反倒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加法”也好，“减法”也罢，这些招数都涉及机制改革，都需要政府拿出决心和勇气，更多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尽快实现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发展导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