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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在某一阶段成功的企业家,是否都具备二次创业的精神?是否都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劲头?是否都会面对新生代的挑战毫无惧色?
二次创业对有些人来说是攀顶人生又一峰的兴奋剂,对有些人也可能是“逼上梁山”的放手一搏,无论是何前因,人们只是因为他们曾经的成功而对下一幕有了更多期待。
创业需要的是激情、突破和日新月异,管理提升需要的则是有序、渐进和持续改善,对二次创业的商业精英和企业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在激情之余,还要有理性的准备和思路。我们对勇于选择“二次创业”的职场精英、企业家和企业致敬。
二次创业为什么?
寻找人生下一次冲浪
2011年10月18日,张宏江一夜难眠。
看到张亚勤的邮件后他流泪了,不知怎样去回应曾经的亲密战友,就像他不知道怎样将自己的决定公之于众——告别微软亚太研发集团首席技术官、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的过去,“跳槽”到金山软件担任CEO。
张亚勤第二天要宣布这一消息。按照以往的默契,他将准备好的文字电邮给张宏江,好让他准备给全体员工关于此事的回复。
“从个人层面来看,没有人会比我更想念张宏江。过去12年间,张宏江已经成为我最忠实、最值得信任以及最依赖的朋友和伙伴。”张亚勤在撰写邮件那一刻也许仍心存侥幸。
10点半张宏江回电邮给亚勤,“你的邮件让我流泪,我的回复今晚不可能准备好了。”次日凌晨,他仍毫无头绪。“从6点到7点,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上午7点38分,张宏江发了一条微博后思绪流畅,15分钟完成了“作业”。
5天后的下午,张宏江正式出任金山CEO。上午他还在微软与老领导告别,他的老板告诉他,“你有一把金钥匙,可以随时回来”。
这令张宏江分外感动,“觉得微软那个门对我一直是开的。”但3个月前雷军开门见山地邀请他时,他已经放弃了这把金钥匙,彼时二人尚未有过多交集。“之前我只是为微软了解中国软件的市场状况,和他交流业界看法。”但却不妨碍他们一拍即合,“我心里面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正好这机会就来了。剩下三个月我没有什么反复犹豫,只是更进一步地去理性化这个决定,比如了解金山业务、财报和过去的整体情况等。”
张宏江心中向往这样的机会已久,“其实我一直在追求能让我保持亢奋状态、刺激一点的东西。工程院我做了7年之久,本身就是一个创业。我其实一直在跟老板、朋友说,希望在退休之前能再做一件事情,做得像当初创建研究院或者做工程院这样。”
对张宏江而言,即使没有遇到金山,换做另一家能提供同等机会和平台的公司,他一样会离去。因为过去工作20年中的每次选择他都遵循了这样的原则:没有依赖科学家严密的论证思维,而是凭着创业家的直觉坚持到底:“我始终渴望探求新的尝试,从中国到欧洲,从新加坡到美国,最终重返中国,从学术研究转向公司研究,从企业孵化转向产品研发。”
交谈时,他出现频率最高的英文单词是“Exciting”,念念不忘“Longing”(渴求)一词在中文的含义。张宏江以创业的心态驰骋在职业生涯的每一程,身处波峰而一次次主动改变职业曲线方向,不是朝着更稳定、优渥、性价比更合适的一方,而是朝着更具挑战、更忙碌甚至从零做起的那方。年届50的他将过往种种都看作驿站,而始终追寻让自己萌动、兴奋甚至会阵痛的下一个峥嵘。
他在享受创业。“如果你熟悉我的过去,就应该知道我离开微软其实不足为奇。如果哪天我去了另一家外企,你才应该感到惊讶。”
为此,他清扫一切障碍。如同1999年从美国回归时他向太太隐瞒了北京的沙尘暴一样,这次他同样用“谎言”安慰她,“不会比微软更累、更辛苦。”
和太太相比,对共事13年的战友张亚勤开口说走就没那么容易。9月微软亚太研究院高层在九寨沟开会期间,张宏江给亚勤发了一封邮件,写道“我在认真地考虑离开微软”,并毫不含糊地表明今后动向。亚勤和他从深夜10点半聊到次日凌晨,希望宏江再考虑一星期。
接下来是他的上司出马。来到北京的微软首席战略和研究官直截了当地问张宏江,“你在公司内部还想做什么样的事?”张宏江和盘托出自己的设想,他马上问道,“如果这件事情现在能让你做,会改变你的决定吗?”
他看到了自己不希望得到的答案,询问张宏江,“但这是不是也已经晚了?”张宏江的内心不是没有感激和为难,但他不可能对雷军“违约”。上司明白后真诚地对张宏江说,“Let me give you some fatherly advice(给你一些父亲般的忠告)。”原来他也曾经创业,以过来人的身份把一些经验悉数传授给张宏江。
微软的挽留是真诚并直指内心的,在这家伟大公司所表现出的伟大气质中,张宏江被折服,“我深深地体会到微软的留意。但不是说给你这个那个,不是要涨工资,那样反而很虚或者功利。我感到他们非常真挚地想了解你的追求和梦想。其实我的老板、亚勤都给过我很多内部的机会,但是大部分在美国,而我暂时不想离开中国。”
对张宏江而言,与其说来金山易,不如说离开微软难。二次创业的阻力不在于前行道路的崎岖和飘摇,而在于如何抛却过往的荣耀和温暖。
有人问他,“你年纪这么大了还折腾什么?”张宏江的回答是:我43岁开始学滑雪,46岁和儿子一起学冲浪。现在惟一想试但还没有试过的就是跳伞。他自认天性中带有冒险成分,“我本人心里面还是蛮喜欢刺激的。但是好像从小就给人好孩子的印象,限制了这种发展,所以我在没有限制的时候就会非常张扬。”
冒险几乎是创业家血管中的维他命,他们永远不安分、不甘心、不满足现状,“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不会把大把时间拿来睡觉或者纯粹休闲。”他给新东家打工的日子十分忙碌。“在珠海一天见了几十人,连我的秘书都快顶不住了。”张宏江满面笑容地享受着这份新的激情。
二次创业是什么?
是乐趣,是金不换
与张宏江同样受到创业年龄质疑的是他的新老板雷军。不过他毫不介意,“柳传志40岁创业,任正非是43岁,我觉得40岁重新开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坚信人因梦想而伟大,只要我有这么一个梦想就此生无憾。” 雷军18岁偶然读了一本《硅谷之火》的书,从此就一直梦想有朝一日也能像乔布斯一样办一家世界一流的企业。事实上,40岁这年他作为成功的投资人名利双收,早年投资的几家企业已经变现,手头还有不少“鸡蛋”孵化得也不错。但同样令人不解的是,他依然投入全部精力二次创业,创办了小米科技。即使在他“挖角”张宏江期间,对方去小米公司找他都只能排在晚上9点之后,聊到凌晨是常态,也许这就是创业和梦想的力量。
与雷军相反,吴刚17岁没读大学创业至今,他一路要解决的问题是,“别人老觉得我岁数小。”但36岁的他在创业路上是久经沙场的老兵。
吴刚算得上中国游戏事业的最早开拓者。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不喜欢束缚,创业对他而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本能。16岁开始编程独立谋生,不再向父母讨生活,父母虽是清华高材生,但“他们掌控不了我”。十几岁他就赚得几十万,“我对于钱、成功没有任何感觉,那个时候就是乐趣。”
吴刚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我高兴死了,天天在电脑前面不知疲倦地编程,整晚不睡觉我就是喜欢,我觉得如果能把编程变成我的职业那是太幸福的事了。”那时他带一个小团队在清华幼儿园里租了间房干活,“我特别怀念那个时光,交了好多的好朋友,一起编程,我给他们钱,有特别强的乐趣。”
三年后他已经不满足于编程,一次偶然的机会吴刚开始为别人开发游戏软件,从此与游戏结下不解之缘。1999年底,摸爬滚打多年的他创建了北京数位红软件应用技术有限公司——数位红后来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手机游戏开发商。
那段日子在别人看来颇有艰辛之味,网友留言曾去数位红公司办事,想不到办公条件如此清苦。但吴刚显然自得其乐,“我自己不觉得有多难,我始终是一个把工作当成乐趣的人。你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最终决定你能得到什么。”
创业不到三个月,七八个人跑得只剩下两三个人。2000年底,公司只剩下2个人,吴刚开始找朋友借钱。吴刚在工作日志中这样记载,“2001年12月底:终于筹借到一笔10万资金,一年为期,代价高昂。我和冯文杰(另一创始人)搬到回龙观龙泽苑的一间三居室,租金1800,可以宽带上网。那年最冷的一个夜晚,北风呼啸中,我们搬家,办公、吃住都在那里。同时我们迎来的第一个全职员工高智杰担当美术工作。一个人一个屋,天天有啤酒喝。”
不久,数位红第一款手机游戏正式问世,之后成功与诺基亚捆绑,打开海外渠道,公司日益步上正轨。2005年数位红被盛大软件收购之前,年销售额近千万元。离开数位红当天,吴刚给同事们写了一封邮件:“我的生命注定是要由很多创业经历组成的,我热爱那份感觉,那种成就感无法替代。”
果然,在盛大打工两年后吴刚再次创业,先后合作创立V8和顽石公司,在手机游戏领域继续独领风骚。“人还是要做自己最擅长的东西”,他的创业真理得到了回报:《二战风云》iOS版在中国App Store市场排名第一,最高月收入达80万美元,2011年顽石预计全年营收2亿元人民币。两次创业经历让他积累了从游戏制作、运营到团队建设的丰富经验。
员工们都怕这位看上去温和、开朗甚至桀骜不驯的“北京爷们”,尽管将其视为公司的“精神领袖”。“因为我对很多事情特别认真,特别苛刻。”吴刚会深入到产品的细节中,“比公司每个人都懂产品。”他觉得一个人在这个年代“能专注做自己喜欢的事太幸福了”,因此他不能容忍别人的不认真。
“我不相信人和人之间智力上有多大差异,我觉得时间永远是自己而不是老板的,我要在我的时间里做我要做的事,所以工作17年来我都能回忆起哪一年做了什么,一直在写工作日记,特别清楚。包括我爱写微博、博客,坚持8年写博客。我的毅力很强,做手机游戏11年,做游戏15年,在这个过程中要烦早烦了,但是我总能找到进步和缺点。”
对吴刚而言,创业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一根筋”的故事。别人觉得苦、累、烦,他从来都以为这是“乐趣,金不换的感觉”。
(本文来源:数字商业时代 作者:白鹤 齐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