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地方融资平台债台高筑；另一方面，全国的财政收入今年前十一个月又创新高。虽然，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然而，这两个数据却达到了惊人的相似。

　　当各界至今仍在争论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到底是11万亿还是14万亿的时候，财政部今年前11月最新的财政收入数据正式公布，截止到11月底，全国财政收入达到9.73万亿元，再创新高，同比增幅达到26.8%，且2011年全年财政收入达到并超过10万亿已无悬念。这一数据固然令人喜悦，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高达10.7万亿所隐藏的风险却引起更大的担忧。

　　“目前各界都在担忧中国会不会发生地方债危机。在我看来，中国整个债务规模占比GDP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债务比例。虽然我们看到全国地方债务规模达到了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水平，但这两个数据并不存在直接必然的联系，因为现在官方发布的地方债务总数是一个存量，而国家的财政收入则是流量。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它的数据透明度和真实性。”12月12日，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严弘教授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在严弘教授看来，地方债务本身就非常复杂，它涉及现行的财政体制问题。在分税制之下，地方财权被切掉了很大一块，中央财政拿走了大头，地方政府只占小头；而在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中，卖地收入比重又达到了40%，在中央对房地产调控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卖地收入的减少将直接影响到两级政府的收入，依靠卖地政策来维持高增长的财政收入已经难以为继。

　　天量地方债从何而来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提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实际上，通过商业银行向地方政府发放的贷款却远超这一水平。地方负债在2009年因该计划，造就了近10万亿的新增贷款。

　　“地方政府要保住GDP增速，在金融危机时，要建高铁、公路、机场、大型场馆等等，就需要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这就是目前为何会出现这么多地方债务的原因。但在10.7万亿之中，牵涉到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多项目的担保方、融资方是谁，可能还不是非常明确。一些在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下有关部门核准的项目贷款，项目已施工，如果由于担保、还款来源等问题，后续资金不能到位，或将成为烂尾工程。而如果继续发放贷款又面临如何监管及可能产生更多不良贷款等问题，这也是商业银行非常担心的问题。如果最终形成这些不良贷款，而信用主体不明确，最终的承担者将会是全体国民。”严弘教授分析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12月初，国内经济较发达的广东首次发布了该省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广东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为7502亿元人民币，庞大的债务规模震惊了当地官员。有学者甚至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规模已赶上美国的次贷危机，这些债务中不良贷款的比重可能多达30%。

　　“中国基本不披露有关地方不良贷款规模的详细情况。这与国外不同，比如美国，美国地方政府也允许发债，但是债务的主体、信用、规模和担保方，以及还款期限都是非常明确的，因此中国急需要做的是公布债务的透明度。”严弘教授指出。

　　如果广东一省的债务规模是7500亿元，那么粗略推测，全国超过3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广东为参照，以各自的经济规模计算，债务规模可能远超10.7万亿。

　　对此，严弘教授表示，这就需要了解广东的经济特征和债务规模是否具有样本效应。广东是外向型经济，而且这两年，广州还举办了亚运会，深圳举行了大运会，借了很多债务。这几年全国各地也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浪潮，从高铁到机场，从城际铁路到城市轨道交通，还有各地的高速公路，这些虽然会成为资产，但现实的债务却已经产生了。关键还是要看各地的债务承受能力，如果广东能够容纳1万亿的债务规模，那么现在的7500亿它就可以承受，反之就会产生很大的经济问题。

　　自主发债需防恶性循环

　　严弘教授认为，随着地方政府要管的事务越来越多，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情况日益突出，这需要中央投入更多的资源。但在现实中，中央财力投入远不能满足地方的实际需要。因此，在11月底，中央允许了包括上海、浙江、深圳等四地自主发行地方债的试点。

　　与此同时，这些发债地区却出现了土地财政吃紧的现象。在广州，当地政府不得不四度取消或大幅压缩土地拍卖计划，11月份广州两周内取消了32幅地块的拍卖，今年前9个月广州卖地收入仅为140亿元人民币，与500亿元人民币的全年目标相距甚远。在上海，同样也出现了多起土地流标的现象。

　　“在中国，市、县两级政府要依靠地方政府收入开发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但对各地政府来说，现在的卖地难将催生更庞大的债务。中央显然早已预见到这种情形，允许地方自主发债有利于保障地方经济增速，而且从招标利率、认购水平及试点发行地区来看，还是比较理想的。但要防范的是，这些债务是不是最后又流到商业银行体制中去了，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那将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严弘教授指出。

　　严弘教授表示，分母(GDP)总是比分子(债务)的扩张速度更快。但随着现在及未来可预见的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债务则要到期，经济增长率超过债务增速将不再是一个选项。就明年来说，稳定经济增长再次成为头等大事，举债或将是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为的事，地方自主发债的规模很可能将扩大，因为稳定经济就是要稳定就业、制造就业机会，当经济还处在转型期时，没有鱼与熊掌兼得的办法。而由此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及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挑战。